邱礼涛近期上映的新作《海关战线》与同样由其执导的《拆弹专家2》是互文关系，不仅因为它是继发动恐袭瘫痪机场和铁路（夺取制空权）后，展现了「占领/毁灭香港」的另一条路径——载有大杀伤力武器的货船冲入维港，撞毁天星小轮，以海域为起点入侵香港，海关的职责正是打击可能对本土安全构成危害的猖獗走私活动——还在于电影延续了《拆弹2》对制度内个体被压迫、被倾轧的一些思考，同时又有所不同。
《拆弹2》 对英雄主义神话的拆除——思想偏激的救人英雄亦能沦为杀人如麻的恐怖分子——很大程度上源于警队高层推卸责任，对技术型人才「忘恩负义，用完即弃」，主角潘乘风恢复记忆后，更成为制度挽回颜面的牺牲品，没人理会其内心的愤怒与痛苦，个人的生命价值被践踏到体无完肤。而在这里，邱礼涛清晰指出行政僵化的体制并不会因为一个人所受的屈辱而去反省甚至改变自身缺陷，只能是由个体去迁就、适应它建构的环境。因此，潘乘风的命运早已注定，不是作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分子，在外部搞破坏推翻制度，就是背负罪人之身，透过自我牺牲完成救赎，默默无闻的死去——再次被制度抛弃。
《海关战线》承继了「制度不会认错」论。眼见同僚在行动中或受伤或牺牲，却依然被高层扣上失责之名后，周正礼情绪崩溃想要辞职，张允南告诫下属，应该学会去适应制度。皆因后者只在个体情绪出现异常时「建议」对方向外寻求心理医生帮助（如《拆弹2》里庞玲一味劝说潘乘风去看精神科，而不是尝试理解他的怒火），却不懂得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亦即缺乏从内部改良的互动机制。
另一方面，尽忠职守、任劳任怨的张允南被上司郭子强日复一日「照肺」、指指点点，兼受高层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职场文化浸染，层层加码的压力无处发泄，终转化为撕裂人心，伴随自残与自杀倾向的躁郁症症状。
张允南乍看之下与潘乘风相似，都是作为制度内一员，惨遭压迫兼无视的悲情人物。但是，比起潘乘风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尽管断腿的潘乘风有了义肢后健步如飞，体能测试超越健全人标准，专业性未受影响，但被警队调去文职，相当于投闲置散；而双手受伤的董卓文不仅重回前线，且官运亨通——严格说张允南没有因工作中有差错而遭到降职或解雇，亦没有遭受什么特别明显的不公义的逼害，若用其他人的眼光来看，无非就是官僚体系里常见的上级不断给下级制造压力，下属不胜其扰，久而久之酿成情绪病。而且张允南的EQ显然比潘乘风高很多，属于高功能患者，会在人前用完美的面具掩饰症状，极力抑制负面情绪，假装工作、生活一切正常。
由此可见，与潘乘风在短时间遭受的巨大挫折及创伤不同，张允南的压力来自上司的长期规训，对大多数打滚于社会职场的观众来说感同身受，因而亦具备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电影为了表现张允南在工作和生活上面对的双重压力，更安排其与海关情报科阿头邵雅莹私底下相恋的秘密关系。郭子强和邵雅莹都是他的上司（直属与非直属），而且两人正在争夺副关长的位置。他夹在中间，必须在公职和私情之间做出抉择，个中煎熬与痛苦可想而知。
关注职场人心理健康绝不是邱礼涛拍摄《海关战线》的真正终点，而是将港产警匪片里的「内鬼」类型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日常化」改造，即：内鬼是怎样诞生的？潘乘风被警队背叛后性情大变，愤而走上恐怖分子对抗体制的极端主义路线；但情商高，自我控制力强的张允南显然无法做到，只能假装忠诚隐伏于体制内部，为资本家和军火商进行非法走私活动提供便利。
诚然，不能否认张允南之所以愿意做内鬼，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外部诱惑，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买一座小岛，退休后和邵雅莹一起在岛上生活，远离人情世故。又因为需要大量金钱，于是选择铤而走险。但是，张允南背叛体制，更搞到精神崩溃自杀，根本前提是对从不内省、毫无改变希望的后者感到彻底绝望，尤其当听到挚爱邵雅莹对权位的渴望甚于自己时，亦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邱礼涛重新将矛头对准吃人的丑恶制度：只要它一日不认清、修正错误，一日都是孕育内鬼的「恶土」，是香港的常态。自知「报应已到」的张允南，他的死亡却丝毫不能阻止制度继续腐朽，以及那些远在制度之外，依然逍遥法外的军火走私商大发战争财；相反，内鬼与穿梭于战火之间的蝼蚁们无异，需要时刻为制度、为权势的存续付出惨烈代价，属于后者的报应何时才会降临呢？
影片最后，年轻气盛、有正义感的周正礼带领海关部队成功缴获大批杀伤力武器，Ying亦将采访东非小国战乱动荡，宛如地狱一般的经历写成报告递交予联合国，目的是揭露黑市军火商阴谋，但，一切尘埃落定了吗？周正礼坚信「做人要有底线」，未来会否越发激进，成为下一个张允南（内鬼）或潘乘风（恐怖分子），定系向上级学习所谓「政治智慧」，融入这个体制？电影没有给出答案，但从邱礼涛对受压于制度的个体命运不乏悲观的取态来看，无论选择边条路，对身处制度之内，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来说均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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