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说这是自己最早酝酿的一部作品，讲的就是自己成长在八十年代的生活，也是准备拍给父亲的一部作品。父子之前鲜少沟通，彼此实际上并不了解对方。所以他想着把这样的一个电影拍出来，有大家的故事，也有自己的故事。
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久，温州广州这样的地方已经被政策的洪流洗涤地初具样式，在遥远山西的一个小县城里，喇叭裤、迪斯科、霹雳舞这样的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开始慢慢渗透到人们的生活，文工团的四个演员崔明亮、尹瑞娟、张军、钟萍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开放的气息，但困于新旧时代的拉扯，他们是失意的青年，走不出去也无法真正归于当下。
如果是同样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生有强烈的共鸣，一种非常浓厚的时代的记忆，这样的过去因为有了历史新的元素的融合而承载了我们少年时代的全部。北方密实的土壤养育着统筹下的“老实人”，变革中迎面拂来的是和煦的春风，是法国的茶花女、宝岛的美酒咖啡，是胆量，是行动。出村的大巴来来往往，站台上火车鸣着笛驶向南边，带着人们的心飞到想象中的五彩斑斓的城市，充满奶与蜜的远方。
而在这浪潮之下，人们是否都赶上了时间这部列车。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团长决定卖掉文工团，煤窑大量招募矿工开始挖煤。站在交替的路口，四个青年好像有无数种选择，但当他们追赶着疾驰的列车奔跑，在空旷的山野中歌唱，对着贫瘠的高山呼喊的时候，他们拥有的，又少的可怜。
张军回来那段拍摄用重新取景来布局，崔明亮对着破旧的小楼，镜头拂过着满是尘土的斑驳、破旧、废弃的墙面，转向村口的道路，等待着那位试水归来的年轻人，直至他的出现。另外，导演也用长长的移位镜头，画面穿过破旧的土房和窑洞，在远方渐出，而远方，是山也是土。
四个失意青年的感情也带着改革开放下选择的无奈，崔明亮和尹瑞娟的会面总是在城墙之下，画面一分为二，一面是沉重冰冷的土砖墙，一面却是心心相惜的年轻人，或是相约在城墙拱门之下，多热血的人也显得弱小。而张军和钟萍的交谈不多，情感要更理想激进，两人见面时，面对眼前的高山，钟萍说“我真想大叫一声”，张军说“你叫啊”，钟萍捂住嘴巴叫了出来，然后蹲在地上，声音越来越小。
后来，他们谁都没和谁在一起。
...电影中除了各种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时代的流行金曲（美酒加咖啡、中国心、站台、是否、啊朋友再见、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之外，背景音多来自于广播，这是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精神的寄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贯穿影片的一段大提琴主题旋律，伴随着画面渐出，深沉而凝重。这种感觉就好像你正在看宋丹丹和黄宏演的小品，然后隔壁传来巴赫的诙谐曲，是一种超越语言，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增强核心氛围的表现形式，让影片的基调一以贯之。
他们一起听广播，听到乌兰巴托，是在蒙古的北面，外蒙古的北面是苏联，而苏联的北面是海，那海再往北呢？崔明亮说：“再往北就这儿，汾阳，武家巷18号。”
南方或是北方，我们都住在海的北面，我们的世界却又如此的不同，可花花世界，真好？
额外的话：
贾樟柯的故事总是很凝重，这可能是因为他对于真实的执着，对于山河大地本真的恪守的缘故吧。在他，乃至很多一样的人，和土地总有深深的链接，也许不算是眷恋，但至少也跟他拍电影的目的和意义有关。
我是爱这种真实的。真实需要勇气，需要展示的勇气，也需要被不同解读的勇气。或许是因为这点，好像在看这种电影的时候，人和景也都变得美丽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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