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保瑞新作《九龍城寨之圍城》（下稱《九龍城寨》）有一句意蘊悠長的宣傳标語：「離不開，留不低」，點明離去與留下「之間」模糊、暧昧的狀态/地帶，不完全歸屬任何一方，以此形容昔日「三不管」的九龍城寨可謂再貼切不過。
影片改編自餘兒原著小說《九龍城寨》，講述偷渡來港的落難青年陳洛軍（林峯 飾）身手了得，因不願加入黑社會與大老闆（洪金寶 飾）結怨，誤闖九龍城寨，意外被城寨話事人龍卷風（古天樂 飾）搭救，在此結識了信一（劉俊謙 飾）、四仔（張文傑 飾）、十二少（胡子彤 飾）等一衆好友。大老闆及其爪牙王九（伍允龍 飾）觊觎城寨已久，陳洛軍的身世之謎牽扯出父輩們的一段江湖恩怨。一心為妻女複仇的大地主狄秋（任賢齊 飾）被有心人挑撥離間，城寨陷入危機，一場奪寨與守寨、「父債子還」的惡鬥正蓄勢待發。
如果說，香港的定位一向是作為大國角力、地緣政治的邊陲/邊界，多元文化的交彙之地（70年代被港英政府列為難民收容港），長久以來缺乏堅實的主體性與意識，那麼，龍蛇混雜、犯罪溫床的九龍城寨更屬「邊緣之中的邊緣」，是現代城市一個不甚光彩的「污點」，除了安分守己的城寨居民以外，諸如無證難民、罪犯、道友、妓女這些被主流社會排拒的邊緣人也被允許進入城寨謀生和居住。
九龍城寨自有一套區别于香港法律的「規矩」，而相比起律法的明文規範及經由制度認證的管治合法性，城寨不成文的「規矩」更講人情義理、煙火氣，保留某些約定俗成的傳統文化與習俗。但是，城寨裡濃濃的人情味，對仁義、親情、友情的堅守，卻始終面對多股外部勢力（港英政府、地主、大老闆）的環伺與威脅，陷于一種「将破而未破」的尴尬局面。
因此，整部電影不可避免的籠罩在「城寨将被拆除」這一既定事實的陰影之下。如今業已消失的九龍城寨（其遺址後來改建成九龍城寨公園），對一些上了年紀的香港人來說，自然是不可磨滅的經曆和回憶，但對大部分的年輕觀衆而言，光是能在這座密集、狹窄、髒亂的建築群裡生存下去已難以想像，更遑論是長期處于無政府狀态下的「罪惡之城」（很大一部分是口耳相傳、經過誇張渲染的都市傳說）。
正是這樣「既近且遠、既遠且近」的距離感，創作團隊運用光影魔力重現城寨風物的過程中得以擁有極大的自由度，同樣在寫實主義的市井人情，與武俠漫畫風格的誇張打鬥之間，建立起彼此貫通、野蠻生長的流動「縫隙」——樓房之間的狹長過道；牆壁上的刀痕；或騰飛或下墜的垂直空間……
與《智齒》裡人物受重力所困，如爬行動物般匍匐地面生存（翻找藏在垃圾堆裡的破案線索）不同，《九龍城寨》喚起的是一陣強風（飛翔的欲望），各路武林高手乘「風」而起，穿梭于樓宇之間的天台、走廊、夾縫，上蹿下跳、飛檐走壁，及後又被更為強大的外力追截沖擊而急速墜落，與懸挂于半空的物件相撞，承受身體各部位的連番痛楚。
武術指導谷垣健治在演員套招的基礎上，将香港高樓林立的垂直景觀亦納入動作設計當中，讓人物充分利用狹窄逼仄的環境特點，擸起手邊的「架生」（如棍棒、刀劍、槍械、繩索），與來犯的強敵展開搏鬥。
在這其中，存在着介乎于圍繞真實環境的自由搏擊，與攝影棚内吊威也打造高難度場面之間的特殊性，這也是港産動作片黃金時代的不朽魅力——孰真孰假并不重要，關鍵是如何打得漂亮，打得好看。
鄭保瑞和他的創作團隊再次将之發揚光大，但又不僅限于此，因為對瑞導來說，拳頭、暴力與動作從來就是不苟言笑的人物被投入極端情境後，為了生存而激發出的獸性本能，或借以表達情感、欲望和沖動的有效途徑。
換言之，瑞導的暴力影像遠不止于娛樂觀衆的動作奇觀，更是人物走投無路下的求生之舉，輔之以生理和心理上的劇烈疼痛為主導的感官刺激。
鄭保瑞過去着迷于人類的原始獸性、本能欲望，在他的作品裡往往存在着「兩個世界」：一個是釋放邪惡、接近抽象和概念化的「原初世界」——如巨型垃圾場、人迹罕至的寺廟（《狗咬狗》）、寮屋廢墟（《怪物》）、地獄邊境（《智齒》）；另一個是帶有特定地理坐标的真實空間（香港），即滋養罪惡的「派生環境」。
人物深受「匮乏」困擾，為了永遠不可能被滿足或實現的内在欲望和沖動，隻能夠在條件極度惡劣的情境裡，瘋狂掠奪生存所需的碎片與資源，一旦窮盡當前環境所有，便立刻轉移至下一個情境，并最終來到邪惡源頭、亦是彙聚所有欲望與沖動之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命案》之前的瑞導并不關心命運如何運作、人類對宿命論的信仰與質疑，命運/宿命隻是充當人物不可逆轉的堕落過程中，一個持續衰退崩解的隐性時間符号，自我毀滅的死亡（沖動）或「以命換命」是唯一結果。
而《命案》清晰體現了鄭保瑞的影像風格以至創作心态上的漸變：命運不再隻是可有可無的衰退時間符号，而是把它當作電影的核心命題予以重視，并進一步想像社會底層的蝼蟻不向命運折服、頑強生存的可能性。
鄭保瑞在《九龍城寨》延續了《命案》懷疑宿命、對抗命運的主題探讨。一方面是對「父債子還」宿命的質疑，陳洛軍沒有被上一代的恩怨所影響，「父親與我無關」的反骨之心貫穿始終；受到「殺父仇人」龍卷風的接濟，陳洛軍深深感激其恩情（沒血緣聯系的大佬比生父更親），甚至甘願唯其馬首是瞻，絲毫沒有想過報仇一事。
反觀叔父輩的狄秋，困于傳統家庭價值的牢籠無法逃脫（「冤冤相報何時了」），尤其當後者上門尋仇時，陳洛軍是從強烈的求生本能出發，毫無顧忌的應戰，基于血緣、家庭關系的價值觀與罪惡感在此徹底失效。
另一方面，下一代雖然無力阻止城寨将會消失的命運，但到最後仍然選擇在影片所指向的那個「當下」義無反顧地守護家園。這是他們在明知天意不可違（「整定㗎/天注定」）的情況下，勇敢做出忠于内心的積極選擇，并主動承受與之相應的代價。
進一步說，鄭保瑞在近期作品中表現出的「積極」「樂觀」态度，也讓以往「兩個世界」的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再那麼泾渭分明，而是處于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關系，場景、人物、動作在抽象與現實之間流動。
譬如《智齒》是把香港想像成臭氣熏天的垃圾堆填區/地獄邊境，這樣的構想便已兼容了原初/派生環境；現實、自然主義與超現實主義（在《命案》裡有着更為明顯的表現），人物無需後退到一個外在的、割裂的欲望/邪惡之地（如《狗咬狗》把最後的決戰安排在柬埔寨偏遠地區的無人寺廟）。
在瑞導看來，香港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地方，任何層面的寫實與幻想都可以在這片土地達至互融（又留有最低限度的空隙），和諧共存。
正如前文所述，《九龍城寨》在城寨居民的生活剪影，與天馬行空的武打纏鬥之間，成功開辟出兼收并蓄、不斷變化的流動空間——城寨四子對決王九的最終戰，「意外」地刮起了一陣龍卷風，不就是在夾縫之中才有的奇迹嗎？
城寨就是香港，香港就是城寨，「它」可以是肮髒混亂、死亡如影随形的罪惡之城，但在鋼筋水泥的重重環繞之下，卻時刻迸發出豐沛又堅韌的生命力，默默守護那些即将消失的東西與記憶。
廢墟之上盛開的花朵，夕陽下劃過城寨的飛機，相信是鄭保瑞最想送給香港人的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