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禮濤近期上映的新作《海關戰線》與同樣由其執導的《拆彈專家2》是互文關系，不僅因為它是繼發動恐襲癱瘓機場和鐵路（奪取制空權）後，展現了「占領/毀滅香港」的另一條路徑——載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貨船沖入維港，撞毀天星小輪，以海域為起點入侵香港，海關的職責正是打擊可能對本土安全構成危害的猖獗走私活動——還在于電影延續了《拆彈2》對制度内個體被壓迫、被傾軋的一些思考，同時又有所不同。
《拆彈2》 對英雄主義神話的拆除——思想偏激的救人英雄亦能淪為殺人如麻的恐怖分子——很大程度上源于警隊高層推卸責任，對技術型人才「忘恩負義，用完即棄」，主角潘乘風恢複記憶後，更成為制度挽回顔面的犧牲品，沒人理會其内心的憤怒與痛苦，個人的生命價值被踐踏到體無完膚。而在這裡，邱禮濤清晰指出行政僵化的體制并不會因為一個人所受的屈辱而去反省甚至改變自身缺陷，隻能是由個體去遷就、适應它建構的環境。因此，潘乘風的命運早已注定，不是作為令人聞風喪膽的恐怖分子，在外部搞破壞推翻制度，就是背負罪人之身，透過自我犧牲完成救贖，默默無聞的死去——再次被制度抛棄。
《海關戰線》承繼了「制度不會認錯」論。眼見同僚在行動中或受傷或犧牲，卻依然被高層扣上失責之名後，周正禮情緒崩潰想要辭職，張允南告誡下屬，應該學會去适應制度。皆因後者隻在個體情緒出現異常時「建議」對方向外尋求心理醫生幫助（如《拆彈2》裡龐玲一味勸說潘乘風去看精神科，而不是嘗試理解他的怒火），卻不懂得反思自身存在的問題，亦即缺乏從内部改良的互動機制。
另一方面，盡忠職守、任勞任怨的張允南被上司郭子強日複一日「照肺」、指指點點，兼受高層之間争權奪利、勾心鬥角的職場文化浸染，層層加碼的壓力無處發洩，終轉化為撕裂人心，伴随自殘與自殺傾向的躁郁症症狀。
張允南乍看之下與潘乘風相似，都是作為制度内一員，慘遭壓迫兼無視的悲情人物。但是，比起潘乘風受到的不公平對待——盡管斷腿的潘乘風有了義肢後健步如飛，體能測試超越健全人标準，專業性未受影響，但被警隊調去文職，相當于投閑置散；而雙手受傷的董卓文不僅重回前線，且官運亨通——嚴格說張允南沒有因工作中有差錯而遭到降職或解雇，亦沒有遭受什麼特别明顯的不公義的逼害，若用其他人的眼光來看，無非就是官僚體系裡常見的上級不斷給下級制造壓力，下屬不勝其擾，久而久之釀成情緒病。而且張允南的EQ顯然比潘乘風高很多，屬于高功能患者，會在人前用完美的面具掩飾症狀，極力抑制負面情緒，假裝工作、生活一切正常。
由此可見，與潘乘風在短時間遭受的巨大挫折及創傷不同，張允南的壓力來自上司的長期規訓，對大多數打滾于社會職場的觀衆來說感同身受，因而亦具備一定程度的普遍性。電影為了表現張允南在工作和生活上面對的雙重壓力，更安排其與海關情報科阿頭邵雅瑩私底下相戀的秘密關系。郭子強和邵雅瑩都是他的上司（直屬與非直屬），而且兩人正在争奪副關長的位置。他夾在中間，必須在公職和私情之間做出抉擇，個中煎熬與痛苦可想而知。
關注職場人心理健康絕不是邱禮濤拍攝《海關戰線》的真正終點，而是将港産警匪片裡的「内鬼」類型進行某種意義上的「日常化」改造，即：内鬼是怎樣誕生的？潘乘風被警隊背叛後性情大變，憤而走上恐怖分子對抗體制的極端主義路線；但情商高，自我控制力強的張允南顯然無法做到，隻能假裝忠誠隐伏于體制内部，為資本家和軍火商進行非法走私活動提供便利。
誠然，不能否認張允南之所以願意做内鬼，一部分原因是受到外部誘惑，他「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買一座小島，退休後和邵雅瑩一起在島上生活，遠離人情世故。又因為需要大量金錢，于是選擇铤而走險。但是，張允南背叛體制，更搞到精神崩潰自殺，根本前提是對從不内省、毫無改變希望的後者感到徹底絕望，尤其當聽到摯愛邵雅瑩對權位的渴望甚于自己時，亦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邱禮濤重新将矛頭對準吃人的醜惡制度：隻要它一日不認清、修正錯誤，一日都是孕育内鬼的「惡土」，是香港的常态。自知「報應已到」的張允南，他的死亡卻絲毫不能阻止制度繼續腐朽，以及那些遠在制度之外，依然逍遙法外的軍火走私商大發戰争财；相反，内鬼與穿梭于戰火之間的蝼蟻們無異，需要時刻為制度、為權勢的存續付出慘烈代價，屬于後者的報應何時才會降臨呢？
影片最後，年輕氣盛、有正義感的周正禮帶領海關部隊成功繳獲大批殺傷力武器，Ying亦将采訪東非小國戰亂動蕩，宛如地獄一般的經曆寫成報告遞交予聯合國，目的是揭露黑市軍火商陰謀，但，一切塵埃落定了嗎？周正禮堅信「做人要有底線」，未來會否越發激進，成為下一個張允南（内鬼）或潘乘風（恐怖分子），定系向上級學習所謂「政治智慧」，融入這個體制？電影沒有給出答案，但從邱禮濤對受壓于制度的個體命運不乏悲觀的取态來看，無論選擇邊條路，對身處制度之内，滿懷理想的年輕人來說均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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