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和我說，她也很想失蹤一次。
在我的想象裡，這意味着如下的情景：隔着一扇窗子，從外面，拍她由于缺少表情而顯得孤寂的臉，那雙大大的眼睛可見地憂愁着，而下方弧度完美的嘴唇則顯得更加冷靜。附近的霓虹燈反射在玻璃上，它們在焦點之外，一律暈開變成邊界模糊的圓點狀。
這一行為多少會成為，當我們嘗試自我美化時，所有構成想象中的那個自我形象的一部分。因為現實，就像難以解開的線團，或是當你渴望聽到某首歌時，總恰巧纏在一起的耳機線。當然，現在我們用無線耳機了，然後總是弄丢其中的一隻。這可以發展為一個很王家衛的故事。但是，在楊德昌的故事裡，由于我們自己正處在現實這一謎團的中心位置，處在所有感情風暴的熱戰前線，所以從此地離開，甚至是物理意義上的，都對于劇中人有極大的吸引力。
阿貞想去美國，阿隆說，那不是萬靈藥，結婚也不是。
去到另一個地方，或是得到另一種身份，哪怕隻是法律意義上的，對于先前的自我都可以算是一種“失蹤”，或者說，是重新開始并承諾：從這一點以後就一切既往不咎。
青梅竹馬，這個美好的詞可以用來提喻當他在說“既往不咎”的時候，所有他并不能立馬放下的東西。人物的過去總是他的謎團。對于阿隆來說，是一卷卷棒球聯賽的錄音帶、那個總播日本歌的酒吧，還有阿娟。他們小時候一起長大。阿貞說，她始終記得是，在放學後等阿隆去棒球訓練，到了黃昏，他走過來的時候，鐵飯盒會叮叮當當的響起來。而阿娟在回來後，讓阿隆開過整個閃霓虹的台北，去找他們上學時的一架秋千，她說：我覺得你是唯一同情我憐憫我的人。阿隆則說，我知道，當初你選小林還是選我，結局都一樣。阿娟說，小時候我和阿貞看你打球，她像個小男孩，她家裡很慘，總是替媽媽挨爸爸的打，然後身上帶着很多淤青到學校。我們能從上述的素材裡，構想出整個故事的大緻面貌。
阿娟做出了選擇，她決定去日本。然後，阿隆與其說是和阿貞的關系，不如說是和她的整個家庭處在一種關系裡。這是中國家庭作為枷鎖的一面，在較為封閉的社區，人與人之間彼此聯系，建構在種種社會關系裡，而個人的選擇則變為不可能。
與此對照的是小妹的角色。當阿貞感到孤獨時，她選擇加入到小妹的圈子裡。那些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在一棟舊樓裡，過着某種烏托邦式的社群生活。他們騎着機車在主幹道上飛馳，在迪廳裡跳舞，然後睡大通鋪。木頭方桌上堆着前夜的啤酒罐子。其中有一個還算帥的男孩，準備考大學，人似乎不錯，對她很友好。他騎機車帶她去海邊。他們還一起在頂樓，那張碩大的印有“fuji富士”字樣的燈牌前抽煙。對于那種年輕的小崽子來說，像她這樣的女人多少是神秘的，并由此生發出誘惑力。這讓男孩容易變得激動。這段生活總體上很虛妄的，治标不治本，對于她真正的困境一概無效。
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那樣的女人，不論性别，很多時候我們也是那個男孩，這讓我們難以平滑地自處。他吓着她了，當她看到男孩在她樓下等待的時候，這是一次騷擾嗎？我們沒有更多的溫情了，我們恐懼，害怕麻煩，招惹上那些足以讓我們從這個社會原有的階層系統中跌落的麻煩。阿娟打給了阿隆，這是一次雙重求救，既是為她的安全，也是為他們的感情。
在台北的樓宇間，由玻璃幕牆所切割和反射的城市裡，愛是不存在的。我們在蔡明亮的電影裡看到過，他更聚焦一些，然後說：幹，愛情萬歲！甚至是安東尼奧尼的電影《夜》裡，在開頭，攝影機不斷沿着高樓的外壁爬行，那部電影講了一對夫婦，某一天他們突然發現彼此不再相愛了。這甚至應該是一部科幻片，就是，愛去哪兒了？我們隻是被懾住了，雙腳無法移動，但并沒有過分的反應。我們能有什麼反應呢，畢竟愛已經不在了。
《青梅竹馬》的開頭，我們就從未在同一個景框裡看到過那對甚至有可能要結婚的情侶。這些空房間賦有隐喻的意義，有些是廢樓，有些是為了承載某個裝修計劃的想象。而一個裝修計劃，無一例外地召喚出另一些計劃，關于我們的生活，和對未來生活的想象。這些想象的驅動力是生産，一如開頭，阿貞面對那些空房間，挨個像念咒語似地說着：這裡可以放你的那些錄像帶，可以在這裡放一個電視。然後幾乎是一瞬之間，在我們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這間房子已經裝飾一新，很像那些會被稱作是“溫馨的小家”的地方了。
這些裝飾本質上是一種幻想。當阿隆将自己的手貼合上牆上一張照片中那雙男人的手上時，我們看到他眼睛裡充滿了困惑，隻是形象而已，并不是真相。或者當阿貞習慣性地帶上墨鏡，她總是有很多副，我們于是知道，當形象越鮮明，内核就越羸弱。
舊時光早不可追，孩子們長大了，在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在一個愛突然間就不見了的世界。他們看新的東西也不滿意，看同代人中那些圓滑和世故的也不滿意。他們對自己也不滿意，他們想失蹤，原先想去日本，後來想去美國。他們不知道what’s going on？阿隆在最後是死了嗎？那有種“朝聞道”的感覺，他為了正義感打架，他要去想一想，去冷靜下來，去思考。然後是阿貞，有新工作吧。窗外，那些轎車放射到玻璃上盡是些光怪陸離的影子，而她慢慢帶上墨鏡。
“我起初很困惑，現在我很悲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