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講述了一次失敗的“恐怖行動”。極為業餘的right派青年在一場婚禮上綁架了富人，最後被警察隊擊斃。導演拉皮德先分别講述了兩個團體各自的故事，并在最後讓他們相遇。

在警察隊的段落中，我們看到團隊意識和對于身體的強調。主角Yaron，警察隊的一員，有一個“随時都可能生産的妻子”。導演通過很多仰視角的搖鏡頭，展現出對于演員身體和運動的強調，同時，我們不久就可以發現，角色本身對于身體有一種信念感，同時身體也與整個社會中對男性氣質和男性自尊的建構相聯系。導演用電影的聲音表現潛力凸顯出上述主題，在一場聚會戲中，男性角色之間拍打對方背部的問好方式，以及進行的摔跤（或模拟橄榄球）遊戲中，肉體之間碰撞的聲音充斥在景框之中。另一個細節則是，警察隊的身份，讓Yaron很容易地就獲得了一位餐廳女服務員的好感。我們看到整個社會是如何建構并且獎勵這種所謂“男性氣質”的。

這一氣質也與“服從”的概念聯系在一起。不論是較為軟性的，如Yaron在妻子閱讀按摩指南的同時幫懷孕的妻子按摩腿部，還是讓妻子幫自己數俯卧撐的數量，以及一種奇怪的生日祝福活動中，他擡起母親的椅子以祝願母親長壽，在場的其他人也大聲地計數。在這些場景中，我們隐約感到的近乎是一種seks沖動，在服從的過程中生成出非理性的快感體驗。這些類似joi的段落，令觀衆被冒犯，在此，上述對身體的信念感呈現出其荒謬和虛幻的特質。在影片的開頭，男主和警察隊的同伴相約騎行，導演通過鏡頭不斷引導我們注視Yaron的面部，當時意義不明，回想起來就不難發現一種“困惑”。

我們可以說，導演選取Yaron為主角，目的是塑造即将掉落出某種社會信念的角色。他正走在搖搖欲墜的邊緣。這一對社會信念的質疑，出于三個事實，其一是Yaron即将成為父親的事實，在電影中他從難以自禁地告訴身邊所有的人，其二是同伴Ariel的病情，它為Yaron展示了身體的易損性，時刻有可能變成一個“病體”，而這純粹是幾率和偶然的問題，無關于訓練與紀律。其三是在一次對“kb活動”的行動中，在傷亡名單裡，出現了老人和一個5歲的孩子。導演在劇作上的巧思是，由于Ariel的病情，警察隊決定讓他承擔射傷平名的責任。一方面，這一決定被無數次地描述為團隊共同的決定，本質上是社會對自己所建構的價值的維護，而其代價就是選擇它的犧牲品，其中包括了老人、孩子和一個身體情況正在惡化的男人。Yaron正是在這一事件中，看清了他過去所堅信的整套信念是如何建構自己的，其中充滿了殘忍的犧牲行為。而另一套互文則是情感上的，作為一個準父親的柔情，和因此投注在那個無辜犧牲的孩子上的負罪感，都構成了對原先無上強調的男性氣質的質疑。而在另外一場戲中，Yaron問女服務生的年齡，後者回答道：15歲，快到15歲半了。突然的切鏡頭暗示我們男人突然停止了剛才有seks暗示意味的行動，因為女孩的年齡喚起了其對父親身份的感性體認，在醫院中，他曾溜進育嬰房去聽那些新生兒不願停下的哭聲。于是，感性與人性層面的體認戳破了女性作為男性氣質獎勵的這一社會建構。在警察隊的聚會上，先前提到的那種展示身體力量的遊戲之後，Yaron看到了一個攀附在母親身上的嬰兒，他于是走過去，将他抱起來，這是整個場景中隻剩他一個人，突然的安靜與剛才的場景形成強烈的對比。在一種超現實氣質的語調中，Yaron将嬰兒抱到鏡子前端詳，同時也意味着對自我的審視，再一次，我們看到了男人臉上一種“困惑”的神情。

一個社會在建構其神話的同時，相應也會産生出它的反面。在電影中，處在對抗位置的懷抱right派理想的青年，也被描述為深陷于某種建構中的人。在第二段落的開場，導演展現出一種殘酷的幽默感，讓Sharia目睹自己的車被街上一夥小流氓砸個稀巴爛。後者正是在他們眼中處于被剝削和壓迫中的階級。于是，首先否定其信念的正是信念本身，而那輛被完全砸爛的轎車也成為這一現實的诙諧隐喻。與第一段落不同，導演給予了right派團體中四個人每個人相應的筆墨，同時區别于前段以“團體”為鍊接的人物關系，這一段落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線性的和連帶的關系：來自于sharia對青年leader—nathanel的崇拜和愛慕，oded對sharia的迷戀，micheal對兒子oded的愛護。于是，這個團隊本身就展現出岌岌可危的狀态。我們大緻能将女性角色sharia視作是這個段落的核心角色，她也是一個處在某種信念中的人。

導演介紹其出場的三場戲很有意思。如前所述，首先是她目睹了自己的轎車被砸。我們看到她無措的神情，幾乎是同情她的。然後，在和第一段類似的地貌中，sharia和其夥伴朝一棵樹射擊，這是另一對警察嗎？當我們聽到她正在朗誦一段關于社會問題和gm可能的宣言時，她的身份和其他一切才明了起來。

其中有一個令人困惑的鏡頭設計，當sharia目睹自己的車被砸爛後，她走過去拉開車門，然後突然切到一片死白。在整部影片中，很多鏡頭都在結束的部分很急促地切走了，這讓我們産生一種斷裂感，似乎是在引導我們同主角一起去質疑“什麼是被建構的”。而在這一次，在一片死白中下搖，讓我們意識到剛才的效果是攝影機直視太陽的原因，我們進而看到太陽下的一片沙土，沙土上散布着大小石塊，而石塊上爬滿了螞蟻，而随着攝影機又向左邊要去，我們看到sharia躺在地上，而眼睛閉着。這一鏡頭産生了奇異的效果，喚起我們在觀看導演的短片《路》時，對結尾處，用攝影機模拟直升機機槍的主觀視角的做法，所感受到的震撼。sharia處在盲目的狀态裡，她閉着眼睛，而原因是有種無法直視的東西，會在視野中産生一片死白。于是，或許導演在說，這種社會結構産生了我們看到的“死白”，不論是對于Yaron，還是他的反面，sharia。

整場“恐怖行動”在一個精巧的長鏡頭調度中開始，富人展現出某些做作的習慣，但不至于讨厭。導演沒有采取任何一種立場，洋洋自得的警察隊、有些傻氣的反叛小隊和滑稽陳腐的富人形象。于是在這一幕中，sharia拿着槍和尺寸誇張的話筒時，幾乎和昆丁在《低俗小說》開頭，為那個歇斯底裡的“小南瓜”設計的身體狀态完全一樣。我們從那種業餘的、未受訓練的身體裡，看到恐懼和不安，并由此産生了對這一身體源頭所保持的那種信念的質疑。與此對應的是警察這邊，訓練所訴的身體和精良的裝備，這也外化出一套更難突破的價值系統。

這場實力完全不對等的較量，幾乎瞬間就結束了。所謂“恐怖行動”，它導緻老人和小孩等無辜者的死亡，本身就是充滿漏洞的，是一種意識形态的定性。在這些建構下是什麼呢？于是結尾，Yaron久久凝視着被擊倒在地的奄奄一息的sharia。隊友在畫外說：給你5分鐘。

5分鐘夠嗎？但願它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