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西德尼·魯梅特還拍過另外一個大名鼎鼎的片子《十二怒漢》，但與《十二怒漢》裡十二個陪審員不同的是，《東方快車謀殺案》裡面的十二，即是十二個人組成的陪審團，也是十二個兇手。
...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是一部耳熟能詳的偵探小說。比利時偵探波洛登上從伊斯坦布爾到歐洲的東方快車，誰料一天晚上商人羅切提被殺，波洛承擔起破案的任務，嫌疑人鎖定在了同一車廂的十二人身上，經過逐個查問，最後發現十二個人居然都是兇手，因死者就是5年前震驚世界的阿姆斯特朗撕票案的嫌犯，當時此案産生巨大轟動：阿姆斯特朗家的女兒戴西阿姆斯特朗被綁匪在收到贖金後撕票，孕中的阿姆斯特朗太太在悲傷中生下一個死嬰後去世，阿姆斯特朗先生自殺身亡，家中的保姆也因被懷疑是内鬼也自尋短見。而這車上的十二人，竟然跟阿姆斯特朗一家都有聯系：是原來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親、妹妹、妹夫、秘書、教母、愛慕者、廚師、管家、司機、保姆的父親、保姆的未婚夫、阿姆斯特朗先生的戰友。這十二人合謀下藥讓羅切提昏迷，然後儀式般的每人輪流向羅切特捅刀，通過私刑，獻祭般地為死去的阿姆斯特朗一家伸張了正義。
然而，發現真相的波洛最後決定隻提供給南斯拉夫警方一個簡單的答案：兇手假扮乘務員，在貝爾格萊德上車，用萬能鑰匙打開了羅切提的包廂，行兇後趁着大雪逃之夭夭，而兇手可能是與羅切提有恩怨瓜葛的黑手黨。
...波洛
本片帶給人的啟示是國家法制是否能給所有人帶來正義，人們應該更相信程序正義還是結果正義，有罪與死刑的限度在哪裡。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曾經說過，“陪審員應當以自己最恰當的理解和内心的良知去裁判，這不僅僅是他們的權利，更是他們的義務，隻有被充分告知自己作為陪審員的權利義務的普通市民組成的陪審團參加審判時，政府的角色才能夠被合适的限制在人民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宰的定位上”。
阿姆斯特朗先生的戰友在被問話時說：“Trial by 12 good men and true is a sound system.”（由十二個好人組成的陪審團是健全的制度），映射車廂裡的十二個見義勇為、除惡揚善的人就是審判者，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是施刑者。綁架幼童并将之殘忍殺害的羅切提死有餘辜，但是否應由這十二個“好人”來動手？這十二個人中說八國外語，身份高貴，不乏公主、演員名流、外交官、商人、上校，勢力不可小觑，如果他們聯合将羅切提送至公堂，是否也同樣會得到公正的審判？顯然他們并不願意将此事交給國家機器處理，而是以一種民間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宗教方式将恩怨私了。
從另外一個側面看，群體的力量可以将道德感弱化，每個人一個捅一刀，每個人都是兇手，但每個人對自己也是兇手的概念和感覺又得到了弱化，群情激憤的群體，通過統一的行為模式，減輕了個人責任，不斷在現實中強化引導他們行動的口号。正如《烏合之衆》所言，“于是，曾經牢固的約束于一個人的責任感就會蕩然無存，而群體得到的，是最為原始的本能表達與宣洩。”
額外的話：
74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顯然碾壓17版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前者忠于原著，注重分析和推理，可後者卻成了演員們華麗飚戲的舞台。印象深刻的是17版的開頭，節奏基調很像《布達佩斯大飯店》，這就是大洋彼岸人家眼中的歐陸異域風情吧，總是喜歡突出強調那種神奇魔幻小機靈，加重謎團（puzzle），而非展現人類心智共通的一些東西，幹幹淨淨清清爽爽地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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