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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說這是自己最早醞釀的一部作品,講的就是自己成長在八十年代的生活,也是準備拍給父親的一部作品。父子之前鮮少溝通,彼此實際上并不了解對方。所以他想着把這樣的一個電影拍出來,有大家的故事,也有自己的故事。

八十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不久,溫州廣州這樣的地方已經被政策的洪流洗滌地初具樣式,在遙遠山西的一個小縣城裡,喇叭褲、迪斯科、霹靂舞這樣的流行文化、流行音樂開始慢慢滲透到人們的生活,文工團的四個演員崔明亮、尹瑞娟、張軍、鐘萍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了開放的氣息,但困于新舊時代的拉扯,他們是失意的青年,走不出去也無法真正歸于當下。

如果是同樣成長于八九十年代的,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會生有強烈的共鳴,一種非常濃厚的時代的記憶,這樣的過去因為有了曆史新的元素的融合而承載了我們少年時代的全部。北方密實的土壤養育着統籌下的“老實人”,變革中迎面拂來的是和煦的春風,是法國的茶花女、寶島的美酒咖啡,是膽量,是行動。出村的大巴來來往往,站台上火車鳴着笛駛向南邊,帶着人們的心飛到想象中的五彩斑斓的城市,充滿奶與蜜的遠方。

而在這浪潮之下,人們是否都趕上了時間這部列車。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團長決定賣掉文工團,煤窯大量招募礦工開始挖煤。站在交替的路口,四個青年好像有無數種選擇,但當他們追趕着疾馳的列車奔跑,在空曠的山野中歌唱,對着貧瘠的高山呼喊的時候,他們擁有的,又少的可憐。

張軍回來那段拍攝用重新取景來布局,崔明亮對着破舊的小樓,鏡頭拂過着滿是塵土的斑駁、破舊、廢棄的牆面,轉向村口的道路,等待着那位試水歸來的年輕人,直至他的出現。另外,導演也用長長的移位鏡頭,畫面穿過破舊的土房和窯洞,在遠方漸出,而遠方,是山也是土。

四個失意青年的感情也帶着改革開放下選擇的無奈,崔明亮和尹瑞娟的會面總是在城牆之下,畫面一分為二,一面是沉重冰冷的土磚牆,一面卻是心心相惜的年輕人,或是相約在城牆拱門之下,多熱血的人也顯得弱小。而張軍和鐘萍的交談不多,情感要更理想激進,兩人見面時,面對眼前的高山,鐘萍說“我真想大叫一聲”,張軍說“你叫啊”,鐘萍捂住嘴巴叫了出來,然後蹲在地上,聲音越來越小。

後來,他們誰都沒和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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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除了各種我們耳熟能詳的那個時代的流行金曲(美酒加咖啡、中國心、站台、是否、啊朋友再見、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之外,背景音多來自于廣播,這是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精神的寄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貫穿影片的一段大提琴主題旋律,伴随着畫面漸出,深沉而凝重。這種感覺就好像你正在看宋丹丹和黃宏演的小品,然後隔壁傳來巴赫的诙諧曲,是一種超越語言,超越東西方文化的增強核心氛圍的表現形式,讓影片的基調一以貫之。

他們一起聽廣播,聽到烏蘭巴托,是在蒙古的北面,外蒙古的北面是蘇聯,而蘇聯的北面是海,那海再往北呢?崔明亮說:“再往北就這兒,汾陽,武家巷18号。”

南方或是北方,我們都住在海的北面,我們的世界卻又如此的不同,可花花世界,真好?


額外的話:

賈樟柯的故事總是很凝重,這可能是因為他對于真實的執着,對于山河大地本真的恪守的緣故吧。在他,乃至很多一樣的人,和土地總有深深的鍊接,也許不算是眷戀,但至少也跟他拍電影的目的和意義有關。

我是愛這種真實的。真實需要勇氣,需要展示的勇氣,也需要被不同解讀的勇氣。或許是因為這點,好像在看這種電影的時候,人和景也都變得美麗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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