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如今遭冷遇的市場環境，暑期檔的幾部大片一度被視作“救市之作”。然而，即便是當前暑期檔票房最高的電影《長安的荔枝》，上映七天也僅收獲三億出頭的成績，足以說明整個行業仍深陷泥沼，觀衆的熱情遠未真正回暖。
不過票房成功與否并不能證明質量本身的問題，私認為這部電影比起大多數同類型商業大片，還是足夠優秀的。
影片改編自馬伯庸的同名小說，與當下國産電影在主題上的偏好不謀而合。如今的國産電影，幾乎不會錯過植入各類社會議題的機會：從原生家庭、校園暴力等私人化困境，到貪腐失業、體制崩塌等更宏大的社會結構病竈，層層鋪陳，過分放大所謂的“社會痛點”，力求覆蓋面廣、共情點強。
在這樣的背景下，《長安的荔枝》選擇切入公務員的生存樣态，算是少見的題材突破。導演大鵬自《煎餅俠》《縫紉機樂隊》等商業喜劇起步，逐步完成從搞笑藝人到作者導演的轉型。尤其從《吉祥如意》開始，他開始在影像中注入更多人文關懷，《保你平安》可以被看作這一探索的第一個完整成果。
不過，《保你平安》仍顯稚嫩。主人公是一位墓地推銷員，為了維護亡者名譽四處奔走，甘冒違法風險。片中不乏對網絡暴力等社會現象的強行植入，叙事節奏屢屢為議題所讓，仿佛唯恐觀衆讀不出導演的社會責任感。結合大鵬和柳岩此前在《屌絲男士》中被反複消費的男女話題，這部影片更像是一次遲來的自我辯解，或者說是一種對年輕的自己的贖罪。他以旁觀者的身份介入一場本與己無關的風波，為恢複女性聲譽而作努力，但其個人英雄主義般大義凜然的正義感，卻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觀衆的情感投射。
相比之下，《長安的荔枝》的成熟之處，在于擁有一個更完整、更具隐喻力量的文本結構。主人公臨危受命，被賜封為荔枝使，肩負着将嶺南鮮荔枝以最短時間運抵長安的政治任務。這本是一場注定失敗的差事，卻也因此讓一個小人物的命運在倒計時中被強行卷入廟堂之高。
他奔走于實地調查與實驗之間，周旋于官場之中，為一紙公文而四處奔告，最終卻因同僚暗算而幾近喪命。昔日的好友在皇命當前不得不轉身為敵，權力的邏輯迫使一切私人情感讓位于利益計算。觀衆得以一路見證他的成長，也因此，在片尾與右相那一場近乎于動作戲的對峙中，聽到了久違的百姓之聲。
影片雖借用了部分爽文邏輯，卻沒有淪為嘴炮勝利的道德神話。它不像《毒舌大狀》那樣在最後一刻将對手一一感化，堕入一種僞宗教式的集體忏悔。《長安的荔枝》的主人公依舊處于困境之中，他有才能卻無背景，注定無法改變廟堂之高的運轉邏輯，最終被流放嶺南，身體被邊緣化。
然而也正是在嶺南這塊朝廷控制力減弱的飛地中，他的精神獲得了一方自由，恰如命運陰差陽錯地安排，又似一種被動的智慧，背後隐含着某種關于命理的議題。這種哲學意味，是與其對标的《年會不能停！》所無法企及的。
片中對宗教也做出了罕見的諷刺與剖解。和尚因房貸緻富，編造合同，借機攫取不應得的利益；而當主人公的官職晉升，又立刻轉身以“免貸”示好。廟宇成為攀附權力的工具，神聖光環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态。
這讓我聯想到美國奴隸制時期，一名逃亡成功的奴隸所寫作的《道格拉斯自述》中被刻畫的奴隸主們。他們虔信宗教，卻對奴隸毫無憐憫，信仰與暴力并存，慈悲的口号成了統治的工具。影片在這裡點出了宗教與體制合謀下對個體精神最後一塊自由之地的剝奪，刺得夠深，收得也隐。
我很喜歡主人公觀察地圖時，對每一條路徑的理性掌控。路線的選擇、距離的計算，每一個決策都與空間的重組相關。在驿站逃役的情況下迅速切換線路，空間軌迹成為故事，身體的奔走成為情節的推動力。這種空間感的調度，讓觀衆在潛意識中與國家版圖建立了情感連接，送荔枝的線性任務，在穿越種種自然險境的過程裡，化作對祖國空間之大與河山之多的感慨。
影片中的權力關系，也借助攝影語言得到具體表達。大量的傾斜構圖與人物站位的高低之差，勾勒出了官場内的等級秩序。強者不必守規矩，弱者卻需在層層流程與人情之間掙紮求存。
這種不對等的制度氛圍，讓無數身處職場的觀衆感同身受。能力與成功并非等号，取而代之的是捉摸不定的人際規則，永遠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何處，更看不清明天的方向，或者某天會因觸犯了某人的利益而死得不明不白，隻得在這場殘酷的生存中，比起應要執行的任務本身，更要永不停息地思考如何不凸顯自身的存在。
即便一切都完成了，荔枝如約送達，體力人力物力傾巢而出，隻是為了滿足權力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執念。這種“草菅人命”的荒誕，才是《長安的荔枝》在當下所能喊出的最清醒的聲音。
當然，我們不應期望一部電影能改變生活。電影始終是無力的。走出影院，觀衆還是得面對現實，繼續琢磨下次要送領導什麼禮，繼續在複雜的制度中周旋。偶爾喚起一點思考，讓觀衆為這點思考而付費進電影院，已經是電影能夠達到的最大的意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