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前面，作为一名喜欢了三弦很多年的布袋戏迷，出于对他无条件的支持，我给这部不及格的作品打了五星。与此同时，这部电影也成功地实现了三弦在我心中的祛魅。写这篇批判多于赞颂的影评的目的不是为了指摘，而是衷心期待，经过这次失利，下次卷土重来三弦编剧会做得更好。
“任何人的死亡都损及于我，因为我与全人类息息相关”，语出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引自小说《八百万种死法》。电影开篇就为观众出了经典伦理学命题，即电车难题的变种，“杀好人救坏人”，一个好人和一群坏人同时面临生死，只有“我”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正因为这一难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答案，那么，无论主人公选择哪种做法，都必将面临来自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双重审问。
如果剧情走向足够证明好人值得死、坏人值得救，从而弭平观众对开篇的质疑，这种谋篇布局尚可以起到先抑后扬的作用。遗憾的是，影片反其道而行之，先入为主地渲染善消恶长的的社会气氛、展现执迷不悟的愚民和逐渐恶化的外部环境，并且，丁果杀死孝文后，孝文的养父因贪欲变成鸭子，进一步强调了愚民不值得被拯救的观念，这与绝大多数人的道德直觉背道而驰，既然不值得被拯救，那么为什么要去拯救呢？逻辑上的不自洽形成古怪的自相矛盾和道德直觉困惑，影片的荒诞感自此而生。
恶行不是善的手段，善也不是恶的目的。“彼岸花＋宿主——乌合之众”的二元对立，是荒谬的极端伪命题。彼岸花只生在善人身上，而它会放大人的恶，无异于将善引为“恶因”，而把恶归咎为“善果”。即便在基本环轨场景电车难题中，两种选择的关系也相互平行，而非互为因果。为解决电车难题，双重效应原则作为社会共识应运而生。其基本前提是，“坏的效果是作为预见到的副作用而遗憾发生的，不是行为主体所追求的”并应当“努力尽可能避免或降低坏的效果的危害。”寻迹者丁果和殷凤的行为动机，已经远远超越了电车难题的边界，即“将伤害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影片前三十分钟，几名彼岸花宿主或被说服放弃生命，或被一刀斩杀，超出了双重效应原则的普遍共识，也超出部分观众的道德阈值。
李凌霄导演在通稿中对影片的宣传是“一场善恶抉择的人性考验”，考验本身不适合成为影片的主题，恰似《赌博默示录》的赌徒行为、《唐山大地震》只救一个的抉择，选择在叙事中作为桥段而出现，其内蕴是彰示主人公人格心理、推动情节发展，偏偏不是剧作的核心。寻迹者丁果从一开始就遵循妙先生的指引，成为一个坚定的寻迹者，其他的寻迹者，和他的争辩仅仅局限于方法论的层面。从未有人从根本上质疑这一决策的合理性，寻迹者未经历自我质疑与群众质疑，考验只指涉选择本身。单纯的善恶二元论无法与冲突挂钩，因为它不指向结果。既然选择无法指向冲突，选择这个词本来带有的含混的二元性被同时抹杀了。影片提供的视角不再是电车难题，而是有人选择了一条铁轨，观众眼睁睁看着那条铁轨压死无辜者的过程。
影片前三十分钟囊括了三段关于彼岸花宿主的故事，致力于展现妙先生领导的世界观下的芸芸众生，但受限于篇幅，这种尝试显然不算成功。群像化的生平铺排带来MV般的观看体验，因为角色间缺乏内在联系、笔墨侧重于追溯人物的“过去式”和内心挣扎，而放弃了剖面展现角色视听的“现在时”。同样是人像展览式的剧作，《茶馆》没有为每一位角色编写完整生平故事，只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几个“现在时”剖面，和角色此时此刻的对话，就已经生动鲜活。相比之下，最成功的角色恐怕就是萧笃了。用逢赌必赢作为角色标志性口头禅，让他有了第一个记忆点。小偷小摸和打赌投机勾勒出玩世不恭的市井气息，与彼岸花宿主的“好人”身份大相径庭，避免角色落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窠臼。此外，萧笃始终处于现在时语态，没有回忆间离扰乱观影的连续性，他的形象更具“实感”。
一直以来，三弦最擅长的都是草灰蛇线伏线千里，90分钟的篇幅意味着尽可能压缩长篇写作者的发挥余地，把多个故事在有限的时空内。终于，这位我最喜欢的编剧，也暴露了自己的短板。由于长期经手情节推动的布袋戏，三弦疏于将媒介指向自身，以达到艺术的反思，留给影片的留白太少，讲不满的故事太多。次要角色的故事占用了有限的观影时间，而这些段落对推动情节发展及揭示主题作用寥寥，无怪有影评认为影片重于说教。除了中心叙事情节的不足，被诟病说教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角色行为存在巨大争议时，特别是是出现在主人公身上，用说教阐述其行为的合理性，以劝服观众接受在所难免。丁果、殷凤、梁爷爷乃至鸭子，无一不在用剩余的留白空间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诉说人性的脆弱险恶。填鸭式的灌输道理并不能引起观众内心的情感冲击，相反，成熟的观众对此更加反感。
阅读和观影的脑内活动区别在于，观影的时间是连续的，观众没有自主思索的时间，而阅读可以停顿。观影时，观众沉浸在故事中，没有思考的余裕，对于说教有天然的抵触情绪。
三弦曾经在微博也说道，“看戏的时间是不会停止的，看戏时除了听觉外，还有视觉跟脑内反应时间。”无论主人公的选择是否符合观众的预设立场、故事是否合口味，绝大部分的观众都会将去电影院看电影视为娱乐活动。且不论影片的哲学架构是否合理，道德立场是否经得起批评，对于任何一部思辨性大于故事性的作品，即便观众在漫长的逻辑讨论后得到一个自洽的答案，也是以牺牲观影的娱乐体验为前提的。
电影最大的漏洞在于，冰纨玉——苦寒症——蝉——彼岸花之间的兑换机制不符合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一般经济学模型。一般情况下，任何一种社会发展阶段的普遍贫困都源于不合理的劳动产品分配制度。在《妙先生》中，冰纨玉是一种粗加工或无加工的享受型消费品，并未摆脱基础的个体生产方式，因为没有细化分工，生产资料和商品始终没有离开采集者，那么采集者势必掌握议价能力。在孝文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村民拥有生产资料，他们不是被雇佣劳动的流民，因采玉造成普遍贫困，合理性就更低了。更吊诡的是，为了生产享受型消费品抛弃土地，沦为开采玉的手工业者，是从有产者到无产者的自甘堕落。而且一旦加入开采，劳动者必将面临苦寒症缠身的结果。苦寒症是自然施加给人的债务，只有通过蝉才能缓解，无疑等同就是一种长期剥削的债务奴隶制的变体，从开采的那一刻起，枷锁就牢牢的拴在劳动者脖子上，唯死可免。试问，这样不划算的买卖有谁愿意接受呢。
短短一周，《妙先生》从上映到下线，经历了电影票房和口碑双扑街，其实偶然中恰恰透露着必然。从点映时“愿你善良，祝你平安”的宣传词和pg13的噱头早已能够获悉，这是一部以“暗黑”“成人向”为剥削题材的动画视频，而不是踏踏实实讲故事的电影。所谓剥削电影，就是70年代以来用耸动话术和煽情材料吸引观众，以“剥削”为促销题材的电影类型。暗黑、人性、暴力这些应当隐匿于人物和情节之后的元素和主题被移送到观影之前，并过度剥削，成为一种具有煽动性的广告兜售标语。
在当代的华语主流电影语境下，院线电影的观众兼有主流的窥视期待 ，即观看一个故事的期待；也有对吸睛题材的期待，即剥削期待。但是，现有的审查制度往往无法实现第二点要求，那么优良的视听就显得尤为重要。被广为诟病的剪辑把后半部分剧情节奏肆意打乱……太乱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烂得下不去手。和剪辑相比，不贴合角色的配音、比例失调的人物造型显然已经不算缺点了。奈何致力于制造剥削影片的制作团队又忽略了对叙事的精心打磨，视听、剧本、宣发全面崩盘，影片的失败也就不在话下了。
重看一次结尾，才发现是15年改编的，不禁心下释然。彼时国产动漫尚在摸索中，这些弊病就像小儿踉跄的步伐，走着走着就好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完………………
（说在最后，关于宣发的部分，我想我是带有私怨的。几年前，《大护法》宣发团队消费已故导演吴天明先生，我对此十分反感，并拒绝去院线观看。几年后，看到出自同一家工作室的影片，就算编剧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也不免骨头里挑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