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執政時期，蘇聯多個地區相繼因物價上漲、過渡剝削而爆發起義行動。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莫過于1962年新切爾卡斯克屠殺。

從6月1日起将肉類、肉制品的零售價格平均上調30%， 動物油的零售價格平均上調25%。漲價消息于6月1日向全民廣播時，引發羅斯托夫州新切爾卡斯克市電力機車制造廠工人的不滿，他們于上午開始罷工,到廠部解決生活問題未果。第二日，約8000名群衆彙集到市委大樓前再度請願，政府派出軍隊向群衆開火。事件造成23人死亡，87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18-25歲的青年。（Трудов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СССР. 19З0- 1991. С.ЗЗ7, ЗЗ8.）

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的影片《親愛的同志》，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創作的。當時的新切爾卡斯克除了基本物價上漲，工資水平持續低迷之外，還存在着許多整個蘇聯普遍面臨的問題。工人生活條件比之斯大林時代全面惡化，基本工資平均下調約三分之一，而絕大部分的工人家庭沒有住房保障，甚至需要把相當一部分（20%-35%）的工資用于房租。工人處境的雪上加霜造成蘇維埃政府民生矛盾持續擴大化，6月1日的食品必需品價格上漲，正是壓垮工人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們可以看到，康查洛夫斯基幾乎在影片叙事層面摒棄了隐喻和反諷等叙事技巧，采用4：3畫幅、黑白膠片來貼近事件本身的基調，近乎白描的鏡頭從一名市政中層女幹部柳達切入，具體而微地展現了後斯大林時代整個蘇聯的社會矛盾。柳達的幹部社會身份和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她個人身上蘇維埃戰士的勇敢無私，和作為人的個體性之間的二元沖突貫穿了影片始終。她的心态，也與許多曾經蘇聯時代人不謀而合——他們既熱愛蘇維埃，又不完全愛蘇維埃。

柳達所處的三代單親家庭構建了蘇聯從一戰後、衛國戰争時期到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單元模型。外公的壯年時期正值20世紀20年代，支持沙皇的哥薩克人依靠強大的軍事能力和戰争素質掀起叛亂，并一度将蘇聯紅/軍趕出頓河流域，蘇聯于是實施暴力清除哥薩克的激進政策，頓河流域的哥薩克民族主體在戰争中遭受巨大沖擊，人口銳減、财産和土地被沒收、傳統文化消亡，蘇聯的草創就是建立在暴力屠殺的基礎上的。外公的侄女就是在這個時候遭到強奸并被殺害的。然而，他的下一代柳達，卻成長為一名義無反顧的蘇維埃戰士，她在衛國戰争時期擔任護士，和一名已婚士兵媾和，又在他陣亡後剩下遺腹子。她的壯年奉獻給Communism，即使她搞婚外情、行使配給特權、支持鎮壓起義，她也是衛國戰争期間的英雄。然而，在一個連斯大林都在死後被披露負面秘聞被清算的時代背景下，柳達的所為怎會不具有普遍性呢？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看出，柳達像極了四五十年代的蘇聯社會，——她既忠誠于信仰，又理所應當地行使特權；她愛她參加起義的女兒，又主張暴力鎮壓起義行動；既擁護蘇維埃，又不遺餘力地提出有損蘇維埃的決定。一如她所處的蘇聯本身——既是工農庇護者，又是壓迫的來源；既光輝偉大，又陰私可鄙；既令人懷念稱頌，又被人遺棄唾罵。

成長于60年代的女兒沒有經曆過波瀾壯闊的衛國戰争，也不曾受益于列甯、斯大林的政策，在赫魯曉夫時代，生存環境逐漸逼仄，女兒分所當為地成為一名具有反抗精神的工人，祖孫三代的的不同經曆，不同陣營造就了他們之間迥異的傾向，也是蘇維埃政權多面性的側寫。

起義發生之初，柳達堅定不移地支持嚴懲暴亂者，到她自己的女兒也受到起義波及，她的蘇維埃信仰随着在廁所一句“上帝！”的痛呼被瓦解，東正教悄無聲息地取代了蘇維埃，但随後她和克格勃朋友去尋找女兒屍體，得知女兒死訊後唱的依然是蘇聯軍歌，奪走她女兒的蘇聯此時更像一支安慰劑，柳達被異化為蘇聯政權下模糊個人情感欲求的符号，她被迫投身于斯德哥爾摩情結，隻有把身心都奉獻給蘇維埃，告訴自己為了信仰所做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她才能夠麻痹自己，消化掉血腥鎮壓革命的極端惡果。

柳達使觀衆不禁想起《再見，列甯》中對蘇維埃一片赤誠的母親，最後和列甯雕像的訣别，是多麼令人動容。同樣的母親形象，同樣熱切地擁護布爾什維克，然而，正好相反的是，《親愛的同志》批判地展現了信仰并非鐵闆一塊，蘇維埃在光輝偉大背後龌龊的一面。那個唱着軍歌向斯大林緻敬的母親，和《再見列甯》中因為信仰而活下去的母親，又是多麼不同。

可惜的是，結尾女兒回歸的情節安排削弱了前面的鋪墊，且和整部電影基調并不匹配，正因為最後結局的戲劇性轉折，政治申訴變成反叛的寓言，女主人公堅持了信仰，所以女兒才會失而複得，蒙太奇叙事雖然沒有直白地闡明二者之間的關系，但很顯然，在康查洛夫斯基的鏡頭語言下，二者之間存在着一定的的因果聯結。那麼，觀衆所能感受到的，對極權政治的幹犯和痛恨，似乎變成了一種多管閑事——“看啊，連失去女兒的人都堅持信仰，所以她的女兒才失而複得，他們真是可敬的一家！”

好在康查洛夫斯基沒有執着于給蘇維埃的幽靈招魂，擔任過《伊萬的童年》編劇的老人幾十年來始終把人性抒寫和反思放在主旋律叙事之前，我們能夠從電影的細節中獲知，屠殺其實并非事件的終結，而隻是開始。事實上，在鎮壓後的清算中，遇難者家屬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十數名參與起義的人員被處以死刑。

蘇聯政府對其錯誤定性，将‘群衆自發性的請願運動’判定為‘流氓刑事犯罪分子組織的土匪行動’，從而将事件的主要矛盾由‘人民對政府的問責’轉化為‘中央及人民大衆對流氓分子的懲治’。通過這種移花接木之術，政府回避了關鍵問題，掩蓋了自已經濟政策的失敗。而在武力鎮壓運動之後，政府同樣沒有認真反省導緻騷亂的根源，相反，它充分肯定了自己的鎮壓方針，還加大了對社會的管控力度， 繼續采用高壓手段。（《新切爾卡斯克事件的定性及其對蘇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