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于两个女演员之间的故事。她们的丈夫均被关押在附近监狱，作为囚犯妻子，她们基于这一身份建立起一种脆弱而深刻的偶然友谊。
这部影片的趣味之一在于，作品摆脱了于佩尔以往作品中常见的中产阶级布尔乔亚主题——其形象仍然如故，但是主题发生了位移——或者说从新浪潮到“优质”欧洲艺术电影传统中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作家等角色设定，现在回到了后殖民语境中对底层和边缘的认识。在这部作品里，于佩尔的角色并未拓宽戏路，依然是一个有教养的妻子，面对丈夫生活中的动荡。某种意义上，这种动荡虽然源于不可抗力，但从意识形态层面也体现了中产阶级生活的稳定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这其实也是主题的一部分。
类似地，我们看到库切的《耻》，讲述非洲本地生活的黑人逐渐占据话语主导权，而卢里教授及其女儿在此过程中被操纵甚至伤害。又如韩国电影《兹山鱼谱》，一位近代知识分子被政治集团流放至黑山岛，那里的人们虽目不识丁，却拥有一种超越文字书写系统的丰富民间知识与文化资源。
《波尔多囚犯》中，明显地“进步”在于，出现了一位具有非洲血统的移民母亲（米娜），她带着两个孩子，被伊莎贝尔·于佩尔饰演的中产阶级女性（阿尔玛）收留。但在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被边缘化的女性视角中，于佩尔饰演的中产阶级女性则陷于虚伪造作、自我受限的状态。甚至在他人的威逼下，为了维护自己基本的生活安稳，米娜不得不通过说谎和偷窃的方式，与对她产生威胁的人合作，盗走了女主人阿尔玛家里的传世画作。
但这件事所反映的，并非仅仅是她参与偷盗这一非法行为的虚伪或脆弱的友谊。相反，通过女主人阿尔玛对另一位处于更弱势地位的女性的关怀（其实质其实并无虚伪）及其破产，我们看到了中产阶级的面具被撕裂，暴露了她们自身生活的局限性。正因为两位女性的彼此关怀（无论是阿尔玛之于米娜，还是米娜之于阿尔玛）其实质其实并无虚伪，更突出了悬挂在她们背后的父权制及等级制的局限。
尽管在角色塑造上，这部作品与伊莎贝尔·于佩尔的其他作品类似，从剧情结构来看，它却实际上呈现了一种对中产阶级生活本身的反讽。影片让我们窥见，于佩尔所饰演的那个外表凌厉、充满附庸风雅气质的中产阶级女性，内心深处所承受的压抑与不满。
影后谈：
本片兼具喜剧与植根现实的情节剧特质。故事发生在监狱旁的收容所，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空间，法律规定探视期间，女性囚犯的妻子们会在此短暂相聚，虽然她们彼此见面，却都沉浸在绝对的孤独之中。随后，她们分别去见自己的丈夫、父亲、兄弟或孩子——这就是影片的起点。另一条叙事线索则聚焦于一位资产阶级女性，她在此遇见了一位极具生存智慧、勇敢坚韧的城市底层母亲。两人的相遇成为触发伊莎贝尔·于佩尔饰演的角色对自身生活空虚感知的催化剂。导演曾言：“我不在那里，但当我在时，我没有背叛。”影片最初构思为纯对话片，描绘两位社会阶层迥异女性在收容所的相遇。然而，为了构建情节张力，导演加入了故事进展和人物冒险元素，避免影片仅停留在社会话题的表层。相较于导演以往对暴力主题的探索，这部作品更侧重于女性之间的情感纽带。虽然男性角色存在，但影片用一种幽默而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呈现轻松的情节剧气氛，同时借助色彩与绘画等艺术元素，避免说教式叙述。导演强调这是一部演员驱动的电影，旨在帮助塑造两个足够强大的角色，超越刻板形象，赋予她们独特的个性。影片背景设定于一个特殊的区域，真实反映了女性囚犯家属的生活困境。伊莎贝尔饰演的女性角色，其丈夫仍在狱中，她本人在丈夫出狱后不愿重建夫妻生活，因无法忍受由此带来的不安全感。这种不确定的生活状态，对她和她的孩子来说都极为困难。导演透露，给伊莎贝尔扮演一位善良女性的角色在现实中颇具趣味，她本人也展现出了韧性和尊严，尽管面临毁灭性的挑战，角色始终保持着内在的力量和尊严。导演曾多次表达愿望与伊莎贝尔合作，这部影片为两人合作提供了绝佳平台。伊莎贝尔塑造的角色复杂且令人眩晕，打破了陈词滥调，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深厚功力和人物的多维度。她的表演不依赖于表象，而是深入人物内心，彰显人性的真实与复杂。影片结束时，角色虽然历经破碎与挣扎，却展现出坚韧与尊严，传达出深刻的人性光辉和情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