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若风
从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开始，每年的国庆档去看“国庆三部曲”，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今年的《我和我的父辈》，围绕“父辈”这个主题，四个演员出身的导演都找到了各自不同的切入点和表达。
它有点像是结合了《祖国》和《家乡》的特点——既有前者不同时代的时代特性，甚至是突破常规的悲情表达；也有后者那些幽默的喜剧类型，以及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在我看来，《我和我的父辈》其实不止“家庭亲情”这一个关键词，还有“时代转折”与“人生选择”，探讨的是三者之间互相交织的关系。
反观四个故事成立的基点，都是设置了不完满的、有所缺憾与矛盾的家庭，身处其中的孩子与父母，他们要处理缺失的情感关系。与此同时，他们又分别处在1942、1969、1978、2021这四个时间节点上，要做出各自不同的人生选择。而这些看似由父辈们做出的选择，又会反过来指引孩子们的人生道路，成为他们日后的职业方向。
四个故事里，个人相对偏爱章子怡的《诗》和徐峥的《鸭先知》。
...章子怡初次执导，她的表达和野心，令人出乎意料。《诗》有着显而易见的女性表达，以柔美苍凉的视听，搭配沉重细腻的苦涩情感。一个简单的故事，经过多次小巧的局部反转，显出了多变的层次性。
1969年，正好处在人造卫星的攻坚时期。章子怡和黄轩饰演的是一对科研夫妇，他们在一个条件并不先进的实验基地里，参与研发新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火箭发动机。
对于这个宏大的历史事件，章子怡选取的角度，却是聚焦于一个残破的家庭。由于父辈的职业选择，孩子们要体味不止一次的心碎与痛苦。
故事里那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要面对亲人的“死亡恐惧”。他不能知道父母的工作，无法从邻居家的小孩口中得知父亲的消息，只能日复一日地希望父母不要死去。
极其悲情的故事，但被处理得有节制、有“一步步缓着来”的那种层次性，而不是强行煽情或者喊口号。
章子怡饰演的妻子，在意外发生之后强忍悲痛，回归职业，同时担任起“一家之长”。她没有和男孩一起抱头痛哭，而是用成年人的方式与他交流，告诉他自己也很有可能死，但和宇宙的浩瀚比起来，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西”。这个角色对待生活绝对的现实主义，对待职业绝对的理想主义，是那个年代女性科学家的典型写照。
...与此同时，对于亲情的展现，《诗》的细节也挺丰满，黄轩“打孩子”时挡着的腿、骑车时的回瞥和踉跄，菜里突然出现的肉丝，以及最后互望的孔明灯，都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触。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黄轩的表演，仅几场戏，力度就出来了，精准地贴着这个人物做出了诠释。
最终，《诗》表达了对第一代航天人的致敬，也诉说了半个世纪后航天人的接力。最终出场，饰演女宇航员的海清，承接了这份辈际间的女性力量。太空先锋们在落后、贫穷的年代里走出了第一步，做出了无数的牺牲，他们的隐忍和痛苦需要被现在的人所铭记。
...《鸭先知》紧接着《诗》，时代转到1978年改革开放，基调也迅速由苦转喜。
徐峥在《我和我的祖国》的《夺冠》里，曾经致敬了一把曾经的沪语喜剧。《鸭先知》再次延续了这一风格，回到了《我和我的祖国》的那个石库门老弄堂里，将当时的上海市井还原得颇为到位。
《鸭先知》改编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中国大陆第一支电视广告的诞生幕后。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宣布“即日起受理广告业务”，并播出了参桂养荣酒广告，这是我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由此揭开中国电视广告史册的篇章。
一个商业上的营销故事，被徐峥讲得是绘声绘色，机锋巧趣。从韩昊霖饰演的晓冬在课上《我的爸爸》的作文创作开始，一个锱铢必较又脑洞清奇的父亲形象就跃然于我们眼前。徐峥饰演的赵平洋，是个典型的精打细算“上海小男人”，同时也是个有超前营销头脑的奇才。与他相对的是宋佳演的妻子，一个精致可爱的“上海新女性”，刀子嘴豆腐心。
...令人惊喜的是，徐峥不仅把握住了喜剧在话语包袱上类型化的那些“小点子”，而且在视觉节奏、表演体系上也都有精彩的发挥。个人甚至认为，这是徐峥迄今最好的导演水准体现。
片中采用了大量的对称构图、复古色对撞，近乎强迫症式的以摇镜来抖笑话，都是徐峥在视听语言上的尝试。这套尝试适洽于这个故事本身，给它带来了具有幽默感的视觉节奏。
与此同时，片中的演员表演也富有特色。主角们常常面对镜头进行戏剧性浓厚的表演，而一旁的路人们则常常面无表情地对其闪避，以这种反差来凸显出一种天然的冷幽默。在公交车上父子的几次广告小剧场，让人笑得完全合不拢嘴。
如果说徐峥之前执导的作品中，更依赖于情节的包袱、演员肢体性的喜剧表演，那么这次的《鸭先知》其实呈现得效果更为高级和优雅，也更具迷影色彩——我们能从片中看到对“大上海电影院”（如今的新衡山电影院）的致敬、对沪语喜剧如《大李小李和老李》的致敬，以及戏中人频繁提到的拍电影、《追捕》、《祥林嫂》（《祝福》）、《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致敬。徐峥将几重致敬叠合到了一起。
...而另外两个故事，吴京和沈腾也做了自己擅长的事，表现出了他们的个性。《乘风》和《少年行》分别用战争与喜剧类型，讨论了主题的不同面向。放在一头一尾，也让人心生感慨：战争年代的战马与刺刀，在当下的和平年代转变成了科技发展的力量。
从彼此唱和的角度而言，“国庆三部曲”在国家、家乡、家庭的三种“家”之间，是一层层地往下建构，串联起群体与个体的关系。
这些故事可知、可感，牵引出的是我们的集体回忆，以及潜意识里的那份向往。正如片中的四个故事一样，也许有着破碎与矛盾，但人们总是渴望弥合，渴望美好。
而它们最可贵的，则在于将重心放在“我”和“我的”，放在默默无闻又举足轻重的无名者身上，放在时代幕布下由父辈、母辈们支撑的家庭角落。每个“小家”、每个人的选择，最终构成了时代向前的推动力。
文 / 徐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