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经历着如此严重的存在危机，以至于需要以最激烈的方式，最极端的表达，来渡过这种危机。无论是对战争成瘾还是对工作成癮，在这瘾的背后，相对应的是存在的空洞和由此引发的深层不安。如果说詹姆斯和瑞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代英雄和时代精英，他们所选择的成瘾方式，对大多数人有点遥不可及的话，那么蔓延在平凡日子里的赌博成瘾、酒精成瘾、电游成瘾、网络成瘾等等越来越普及化和低龄化的成癮方式无不昭示着这一问题。“瘾”始终只是表象，而埋藏在其中的则是一种呐喊：我要如何使生活有意义？！而如果这关于意义的问题无法即刻寻求到答案，对于意义的需要无法及时满足，则接下来，我们会退而求其次，接着追问，如何使生活不空虚或者至少体验不到空虚之感。
如果存在危机是一种必然的宿命，如果成瘾是当下电影人所推荐的最有效的强心针或安慰剂，那么在传说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做点什么，来抵御正经历的无聊和绝望？
——《在云端》
自恋的人只能和工作共生，和职位与金钱共生，换言之是和物共生，而无法和一个人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对于他们，那太可怕了：对人的依恋，意味着丧失自我，意味着被情感吞噬，那是他们的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量。
——《杜拉拉升职记》
暴力本身是无所谓正义的。任何施暴行为无论在当下有多么合理的理由，事后看来都是借口。暴行是将受害人去人性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双向作用力，对于施暴者而言，他们自身同时也被去人性化了。只有将自己和内心的感受，将自己所有的温情、柔软和爱的体验割裂开来，暴力行为才能继续下去。所以，适应性暴力中的施暴者无论平日里如何风度翩翩，优雅动人，或者美丽纯真，楚楚可怜。在施暴的那一刹那，他必须用一个冷而坚硬的外壳将自己包裹起来，不能对施暴对象有任何感同身受的共通性情感体验。用心理学术语来说，那就是一个共情缺失的时刻。
无论有着如何华美的外衣，暴力永远只是暴力。若缺乏共情的能力，人只是本能指挥下的棋子。
暴力就是这样，你必须选择一个立场，而永远无法和你的对立面共情。
——《无耻混蛋》《第九区》
有人说，爱情就是使人盲目，结婚总是让女人头脑发热的迷药。不过细细看来，在每一场婚姻骗局当中，爱情只是烟幕弹，结婚的诺言则是一剂催化剂，而真正起效用、将这些女性推向陷阱的正是她们自己过低的自尊作祟。换言之，在所有成功的婚谋中，让女性深陷其中、忘乎所以的，并非男人苦心孤诣的步步为营，这太高估了他们的智慧。这成功通常是骗子与受害人合谋的结果，是一场你情我愿的骗局。
低自尊的女性在亚洲文化中并非罕见。和欧美文化相比，今时今日，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大部分家庭对女性或者对女儿的教养，总不自觉带着点忽视。当经济足够发达的时候，这忽视或多或少被物质上的满足所遮掩，然而，我们会发现，在对女儿的教育当中，常常会缺少一课，即对自身的欣赏与赞美。在女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她们不被鼓励发展出张扬自信的自我，而温顺低调则每每成为被赞誉的美德。如果女儿不幸是长女，又或者出身在仅有独子的家庭中，那么奉献自我则成了她所受教育中的第一课，她为家庭做出的所有牺牲都是天经地义的，并不能得到尊重与感谢。那么，当她成人之后，遭遇到男人的甜言蜜语，生平第一次有人待她如珍如宝，告诉她她是有价值的，重视她，抚慰她，所有这些在她的成长中缺失的爱与关注统统在这个人的身上被获得，她怎么能不卸下防御，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男人的怀抱中。于是，那些如梦幻泡影的缠绵，那些镜花水月的诺言，变成她生命的意义所在，为此，她甘愿奉献所有。
一方面，低自尊的女性从骨子里是不相信自己能获得幸福的。她们被骗子所骗的必然，不仅仅源于骗子所编织的迷梦，还源于无意识里深度的自我惩罚。因为低自尊，一方面她们极力寻求爱与尊重，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不配拥有爱与尊重。这观点看似有点矛盾，然而，的确是这些女性，往往在接近成功或者快要享受到幸福时，会自我设阻，因此，让她们与好男人打交道是极其困难的。往往，她们不是骗子的猎物，就是坏男人的牺牲品。
——《婚姻欺诈师》
孤单遇到孤单，孤单不仅没有被放大，反而由于深层的被理解而被分薄了。
绵延一生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也好，低迷时可以将人逼到绝境的抑郁症也罢，这些看似严重的症状不过是将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孤独和无助无限放大。玛丽和马克思会感动我们，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或多或少都有点笨拙胆怯，偶尔也不善言辞交际的那部分自己也终会获得理解、被人尊重，以及得到温柔的对待。
——《玛丽与马克思》
莎兹迷信数字，因为数字可以带来某种固定的程式。在数字的强大推演下，抽象似乎变得具体，无形似乎变得有形，感情是如此飘渺难寻，人心是如此变化莫测，于是数字变成了可依赖的工具，让那些都变得有迹可寻。不确定性带来失控感，而如玩玩数量化的仪式游戏，则可以带来一切似乎是可控的假象。女人天生擅长这套神秘化的把戏：某种特殊颜色的石头或能增加我的蜜运指数，雏菊花瓣的数目能揭示他是否爱我的答案，第N个穿过这扇门的男子会是我的真命天子。
寻求安全的巨大驱动下，强迫人格的人往往会对完美有着执迷的狂热。他们总是完美病的患者，对生活有太多的预设，如果事情出乎他们的预想，那么一片意料之外的小小羽毛也会带来灭顶之灾，一点点的瑕疵都是把生活推离出正轨的洪水猛兽。任何出错的可能都不被允许。
也许，在这个连物理学都不得不接受测不准原理的世界里，在这个充斥着谬误，而真理往往建立在不断的试误的世界里，在这个我们必须面对林林总总的模糊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对完美的追求，其实就是一个笑话。
——《十一先生》
张爱玲在小说《色·戒》的后面写到，“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为虎作伥，说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虎吃掉的人，死后化为伥鬼，专门引诱人来给老虎吃。这是一种与攻击者认同的方式，受害者在犯罪者的强大心理优势压迫下，认同了他的价值观，最终害人害己。
这显然是荒唐的，荒唐得一如王佳芝一厢情愿地以为易先生是爱她的，以为他们之间那些激烈的男欢女爱，以为他在她怀里流下的那滴眼泪，以为他为她相中的硕大粉钻，所有那些心动的痕迹，都是爱的证据。可笑的是，老易在恩将仇报地处决完王佳芝之后，也以王佳芝为知己，以为她是爱他的，觉得有这番际遇，可以“死而无憾”了，很是自我陶醉了一番。这是一个冷酷的讽刺：不相爱的两个人，在自作多情的“被爱”的误会中，产生了某种谬以千里的共鸣。
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有关的故事都是以悲剧收场。那些不惜动用暴力，威胁别人生命的人绝非英雄，他们那偶尔的怜悯不是慈悲，施予的恩惠不过是试图给受害人洗脑的筹码。他们本质上是极度自私的，就好像老易，他自己是决然不肯死的，最后牺牲的总是别人。他们偶尔的温情和关怀，更像是鳄鱼的眼泪，豺狼的善心，即便不带或明或暗的目的性，也是一种极端自我状态下的刹那失神。他们并不真正具备共情的能力，不能对别人的丧失和痛苦感同身受。寄希望于害人者，恰似与狼共舞，与虎谋皮。最后要么就是失去自我，成为害人者的傀儡或帮凶，要么失掉生命，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
王佳芝是个被父亲抛弃的女儿，被心爱的男人放弃的情人。对于她而言，爱从一早就是缺失的，归属感也无迹可寻。没有钱，没有亲人，没有生存的根基，为了一个模糊而看似伟大的理由，贞操也莫名其妙的失去了，和一个猥琐的、有嫖妓经验的同学。她生活困顿，朝不保夕。人之所以屈从于暴虐，一定和内心的恐惧与软弱有关。
萨特有云，他人即地狱。而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自己内心深处的缺失和不安全，就是将自己推入地狱的那双手。
——《色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