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经常被描述为极简主义和面无表情，融合了幽默和忧郁的色调。它的特点是对话稀疏，故事情节简单，布景和地点的使用最少，而且经常是刻意的节奏。这种风格有点像是寓言，侧重于故事和人物的本质，剥离了任何对核心叙事或情感影响没有贡献的多余元素，但是人物的形象又是以高度自然主义的方式呈现的，让我们很难将他的角色和漫画等同。《枯叶》（Kuolleet lehdet）是阿基·考里斯马基完成于2023年的一部影片，延续了通过喜剧镜头描绘边缘化个体的方法。这部电影以让人想起 1970 年代的赫尔辛基的城市构图为背景，将角色置身的过时和简单化的世界与他们通过老式晶体管收音机听到当代社会的持续冲突并置，让看似无关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幽灵飘荡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表明导演关注失业这一类社会现象的特殊方式，是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哲学化的艺术处境来处理，仿佛它横跨了从1970年代到2020年代的几十年时间。考里斯马基的人物似乎被置身在一种被封冻的以“衰退”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观中，但他又与时俱进，在剧情背景中提到的俄乌冲突的局势下探讨两个人物的个人生活的危机。导演利用这种对比来深化叙事，展示角色如何在更大、更复杂的全球问题的背景下驾驭他们的个人斗争。在极简主义电影中，每个镜头、对话和场景都经过精心制作以传达意义和情绪，往给观众留下了很多解释。
尽管人们认为北欧国家拥有强大的社会福利网络，但失业和经济衰退等问题仍未根除。考里斯马基的作品深入探讨了芬兰社会阶级斗争中被忽视的方面，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仍在与经济困难作斗争的社会阶层，为在主流话语中经常被边缘化的问题提供了批判性视角。但他的影像风格的零度性质，又使它在介入这些议题方面显得并非那么冒进。罕见的是，迄今为止，他的大多数影片都在这种风格下完成。这不得不让人考虑，他涉及劳工、失业和人们在衰退面前的沮丧情绪，已经不仅仅是对于芬兰社会写实主义的刻画，也不仅仅是对更普遍的全球经济议题的关注，而是成为一种特定的哲学观。这些主题不仅仅是叙事选择，而是深深地融入了他讲故事的结构中。他的方法不仅仅是描绘经济困难，而且还探索了面对这种逆境时的人类状况。他批评阶级结构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以及缺乏经济平等。他的电影经常反映这种立场，将下层工人描绘成过时机器中可替代的齿轮。因此，安莎才会因为偶然的原因被上级主管部门辞退。如果说他可能是一个左翼进步人士，那么可能遮蔽了他的影片的这种抽象的存在主义气质，与其说他关注的是经济困难，不如说他更关注面对这种逆境时的人类状况。就像加缪写作《鼠疫》时，把瘟疫提升为一种人类处境的象征，考里斯马基的影片也在对底层人物的富有同情心的刻画中突出了这些人物经历的普遍心理价值。通过他深思熟虑的叙事选择和风格，他的影片呈现了面对普遍的衰退和无依无靠，人们可能表现出的生活状态，并把它体验为一种世界的本质。
他的作品经常被拿来与吉姆·贾木许和罗伯特·布列松等其他导演的作品相提并论。电影中镜头的取景和构图都是精心制作的，经常采用静态镜头和最少的摄影机运动，这有助于他作品的整体静止感，给观众带来一种北欧低沉天气下特有的压抑氛围。这和贾木许、布列松的极简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虽然贾木许也采用极简主义，但他的作品通常具有鲜明的美国风味，将面无表情的幽默与更不拘一格的叙事方法融为一体。布列松的极简主义在精神和哲学上更倾向于专注于人类存在的超验方面。而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笨拙的摄像机运动，反映了“衰退”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阴郁情绪。《枯叶》中恰好有一段向贾木许致敬的片段，角色安莎和霍拉帕在默默喝咖啡后，观看了贾木许的《死者不死》（The Dead Don't Die），《死者不死》也是一部以面无表情的幽默和社会评论而闻名的电影，与考里斯马基自己电影制作的主题和风格元素相呼应。
这一场景中，他们观看电影后的讨论涉及到了与戈达尔的《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和布列松的《乡村牧师日记》（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的比较。这种影片之间的对话和比较，展示了角色对电影的理解以及影片的主题，将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置于更广泛的电影语境中，突出了他对电影史的参与以及他与其他电影艺术家的对话。《死者不死》的主题涉及僵尸启示录，可以看作是对《落叶》中存在的社会和生存问题的隐喻。
总之，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充满了社会和政治主题。他经常谈到贫困、异化和工人阶级的斗争等问题。尽管这些主题是严肃的，但他以黑色幽默和讽刺的方式处理它们。源于日常生活的荒谬和人物对环境的低调反应，凸显了他们在本体论的绝望状态“泪中含笑”地活着的艰苦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