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于兩個女演員之間的故事。她們的丈夫均被關押在附近監獄，作為囚犯妻子，她們基于這一身份建立起一種脆弱而深刻的偶然友誼。
這部影片的趣味之一在于，作品擺脫了于佩爾以往作品中常見的中産階級布爾喬亞主題——其形象仍然如故，但是主題發生了位移——或者說從新浪潮到“優質”歐洲藝術電影傳統中的藝術家、畫家、音樂家、作家等角色設定，現在回到了後殖民語境中對底層和邊緣的認識。在這部作品裡，于佩爾的角色并未拓寬戲路，依然是一個有教養的妻子，面對丈夫生活中的動蕩。某種意義上，這種動蕩雖然源于不可抗力，但從意識形态層面也體現了中産階級生活的穩定性本質上是建立在空中樓閣之上的，這其實也是主題的一部分。
類似地，我們看到庫切的《恥》，講述非洲本地生活的黑人逐漸占據話語主導權，而盧裡教授及其女兒在此過程中被操縱甚至傷害。又如韓國電影《茲山魚譜》，一位近代知識分子被政治集團流放至黑山島，那裡的人們雖目不識丁，卻擁有一種超越文字書寫系統的豐富民間知識與文化資源。
《波爾多囚犯》中，明顯地“進步”在于，出現了一位具有非洲血統的移民母親（米娜），她帶着兩個孩子，被伊莎貝爾·于佩爾飾演的中産階級女性（阿爾瑪）收留。但在這位生活在社會底層、被邊緣化的女性視角中，于佩爾飾演的中産階級女性則陷于虛僞造作、自我受限的狀态。甚至在他人的威逼下，為了維護自己基本的生活安穩，米娜不得不通過說謊和偷竊的方式，與對她産生威脅的人合作，盜走了女主人阿爾瑪家裡的傳世畫作。
但這件事所反映的，并非僅僅是她參與偷盜這一非法行為的虛僞或脆弱的友誼。相反，通過女主人阿爾瑪對另一位處于更弱勢地位的女性的關懷（其實質其實并無虛僞）及其破産，我們看到了中産階級的面具被撕裂，暴露了她們自身生活的局限性。正因為兩位女性的彼此關懷（無論是阿爾瑪之于米娜，還是米娜之于阿爾瑪）其實質其實并無虛僞，更突出了懸挂在她們背後的父權制及等級制的局限。
盡管在角色塑造上，這部作品與伊莎貝爾·于佩爾的其他作品類似，從劇情結構來看，它卻實際上呈現了一種對中産階級生活本身的反諷。影片讓我們窺見，于佩爾所飾演的那個外表淩厲、充滿附庸風雅氣質的中産階級女性，内心深處所承受的壓抑與不滿。
影後談：
本片兼具喜劇與植根現實的情節劇特質。故事發生在監獄旁的收容所，這是一個極其特殊的空間，法律規定探視期間，女性囚犯的妻子們會在此短暫相聚，雖然她們彼此見面，卻都沉浸在絕對的孤獨之中。随後，她們分别去見自己的丈夫、父親、兄弟或孩子——這就是影片的起點。另一條叙事線索則聚焦于一位資産階級女性，她在此遇見了一位極具生存智慧、勇敢堅韌的城市底層母親。兩人的相遇成為觸發伊莎貝爾·于佩爾飾演的角色對自身生活空虛感知的催化劑。導演曾言：“我不在那裡，但當我在時，我沒有背叛。”影片最初構思為純對話片，描繪兩位社會階層迥異女性在收容所的相遇。然而，為了構建情節張力，導演加入了故事進展和人物冒險元素，避免影片僅停留在社會話題的表層。相較于導演以往對暴力主題的探索，這部作品更側重于女性之間的情感紐帶。雖然男性角色存在，但影片用一種幽默而富有啟發性的方式，呈現輕松的情節劇氣氛，同時借助色彩與繪畫等藝術元素，避免說教式叙述。導演強調這是一部演員驅動的電影，旨在幫助塑造兩個足夠強大的角色，超越刻闆形象，賦予她們獨特的個性。影片背景設定于一個特殊的區域，真實反映了女性囚犯家屬的生活困境。伊莎貝爾飾演的女性角色，其丈夫仍在獄中，她本人在丈夫出獄後不願重建夫妻生活，因無法忍受由此帶來的不安全感。這種不确定的生活狀态，對她和她的孩子來說都極為困難。導演透露，給伊莎貝爾扮演一位善良女性的角色在現實中頗具趣味，她本人也展現出了韌性和尊嚴，盡管面臨毀滅性的挑戰，角色始終保持着内在的力量和尊嚴。導演曾多次表達願望與伊莎貝爾合作，這部影片為兩人合作提供了絕佳平台。伊莎貝爾塑造的角色複雜且令人眩暈，打破了陳詞濫調，展現了她作為演員的深厚功力和人物的多維度。她的表演不依賴于表象，而是深入人物内心，彰顯人性的真實與複雜。影片結束時，角色雖然曆經破碎與掙紮，卻展現出堅韌與尊嚴，傳達出深刻的人性光輝和情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