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高诗远的电影群岛
我很少能够在电影院里哭得死去活来,最近一次想必就是两年前的《忠犬八公》。每一个能够在电影世界当中流泪的时刻其实都异常宝贵,并且往往求之不得,最好能够再给心脏加入一些微微的颤抖,让身体不舍挪动一毫,深怕那股沉浸会稍纵即逝,眼泪留下的余温随着空调吹出来的冷风而慢慢退散。
《忠犬八公》的导演徐昂已经是个改编能手,继《十二公民》改编《十二怒汉》之后,又开始创作出自己的第二部长片。故事大致走向与日本的《忠犬八公物语》差不多,但是徐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将故事背景融入到三峡移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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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昂作为北京人,认为冯小刚早期导演的北京话贺岁片已无法与当下的北京相对应,短短十多年过去就已附带着浓厚的复古气息。并且如今的北京话,虽然依旧是普通话,但已夹杂着各类地域特色,此种中国语言系统的“去中心化”冲淡了人际交往的人情味。徐昂有次还重回自家老宅,非但没有重新感受到记忆中的属于老地方的温情,还发现房子乃至整片区域都已物是人非。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让他对当下的时代产生相应的落寞之感,这种落寞,也贯穿在他眼中的“八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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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最初指的是“思乡病”,一开始作为心理学上的概念得到关注,然而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加剧,心理学内涵逐步失色,社会学意义成为怀旧的主导意蕴。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看似带来更多唾手可得的美丽光景,仔细一看眼前却都是现代文化的拼贴,文化发展的趋同导致主体性的消失,从而让人产生一种被迫沦为“移民”的心态。
根据阿莱达·阿斯曼的说法,社会记忆基于某一代际成员共同经历了深刻的历史事件而形成,其延续时间较短,大约三十年后新一代人承担起社会责任后就会经历改变。关于三峡移民的记忆基本上可以算作是社会记忆,而这一小部分人(主要是当地原住民)的社会记忆,又被替换为对中国人整体文化身份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对于一个社会的共同定位与回忆至关重要”,需要借助能够长久地承载象征的实物作为载体,个体再进而通过阅读、书写、批判等多种形式参与,使其成为永久记忆。这部电影的出现,就是试图将这种“文化记忆”书写成“永久记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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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始终是怀旧书写的主流中介,中国版的《忠犬八公》成功承担起一个历史学家式的角色,通过演员、道具、语言、灯光、音乐、服饰等大量符号的编排和重组,达到了对过往记忆再编码的目的,跨越时空的旧情感因此油然而生。八筒(即中国版的八公)从三峡库区现身,陈敬修在“《库区开发与移民工作》考察组”去世,都寄托着徐昂对三峡移民这一历史时期和社会变迁的某种感怀。
某些内容本身可能并不具备怀旧的特征,但随着时代的流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公众自身情感上的变化,依然可以被赋予特定的怀旧情绪。报纸是陈敬修一家的信物,八筒先送陈敬修到达长江索道,陈敬修再买一份当天的报纸让八筒带回家,已成为每天清晨的仪式。报纸作为高度的互动符号,与陈敬修和八筒双方高度的共享情感紧密结合,群体内的身份符号得以产生,彼此之间的关系得以加强。当陈敬修去世后,八筒继续和报刊亭老板老马进行这一项仪式,纵使外部世界已变化千百遍,八筒身体内部的日常时间依旧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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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由于每天都会发新刊,便相当于一种可视化的时间,堆积成小山状的报纸都是八筒对于日常每一天的珍视与守护。就在去世的八筒身边,摆放着一份能够被观众清晰地辨认出标题的报纸,报纸上刊载着“城市雕塑期待‘重塑’”以及“大学教授考察途中去世”两篇报道。城市雕塑建构着城市的品格与气质,“期待重塑”则意味着该地的历史与记忆需要面临新一轮改写,从时间的意义上看它指涉着前方与未来。而“大学教授”是否指的是已升职成教授的陈敬修,徐昂导演并没有直接道破,但一个人的“去世”在大部分时候都属于较为私人的记忆,它是一种停留在过去的结果。一份报纸上的两个标题,就已经表明八筒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留守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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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徐昂导演所言,把八筒拍得越像一条真正的狗,观众就会越往里面代入人的情感。科技被广泛使用的现代社会始终在呈现出“加速”的特征,过去在愈来愈快地流逝,又总觉得一切都还不够快。或许正是因为八筒非人,得以拥有不被加速裹挟的能力,它的等待史与思念史,也在与现代人的两相比较之下,折射出一段怀旧史。八筒这种停留在原地的对时间、对人情的忠诚,在如今看来已经显得十分老派。但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加速的这一背景之下,这种“老派精神”也在呈现出愈显猎奇的倾向,能够让现代性的主体短暂地涌现出一种无可抑制的冲动去试图留住、重温并赞美过去的心向。这种怀旧的念头是对加速社会的反叛,同时勾连起遥不可及的社会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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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报纸这一印刷媒介之外,电视与纸币也成为现代性主体可被借助于怀旧的对象。徐昂导演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故事发生的年份,但熟悉足球的观众可以利用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来串起整个故事的时间线,从1997年甲A联赛国安踢申花取得9:1的成绩,到2004年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战胜伊朗队,再到2013年中国队以1:5的比分输给泰国队,国足的实力从辉煌沦落到不断突破下限,能够与亲朋好友聚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日子也已成为看似遥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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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的输赢,亦或是日常交易行为中的纸币交换也是一种人情的交换,当长江索道变成旅游景点,纸币支付已成为扫码支付,人与人的眼神交流、通过找零而建构起的肢体接触,都成为一种没有必要的仪式。这种仪式与“陈敬修在天台眺望长江对岸”以及“八筒在长江索道等待陈敬修回家”的性质基本一致,生活的便利使很多行为变得无必要,而又因为大量现代性主体觉得,未从事这类无必要行为的时间已经够长,导致这类无必要行为与往日时光形成等价关系,从而引起主体们对往日时光的呼唤。
在生活日益便利,娱乐活动愈加丰富的显著成就之下,一批批古街巷与古民居也出于发展的缘故而在被不断拆除。城市在失去历史与记忆的同时,当地人也因为记忆的载体,即包裹着大量日常碎片的司空见惯的旧年华被拆卸翻新却又神韵不再,而感到与过往生活的距离以及自我认同的危机感。真正的怀旧满足,可能只能像留守到最后一刻的八筒那样,于精神深处与陈敬修一同坐上看不到尽头的长江缆车,到达本不可能到达的远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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