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崔特先生的重要性在于，林奇第一次向我们毫无遮掩地展示了他肮脏的奇观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的含义，以及他是怎样地钟爱“未脱青年稚气的白人英雄”作为他的“人物原型”。

林奇的身份认同始终都是一个美国中部的白人清教徒，从《橡皮头》里茫然的杰克南斯，到《蓝丝绒》的业余侦探，再到《双峰》里的职业特工库柏，他喜欢自己的主角以某种神圣又体面的内心秩序面对外部世界的未知邪恶。自《橡皮头》之后，林奇不断在套用类型叙事讲述同一种右翼的生态景观，但是他从来不对这些肮脏的景观抱有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上的责任，他习惯于将它们完全推卸至外部，拒绝对这种恶进行了解和阐述。

从艺术的角度，它当然可以被视为某种造物的惊奇，但联系到另一些可比较的超现实主义者们（例如布努艾尔、达利和佐杜洛夫斯基和他们激进的政治态度）在奇观中对现实的指涉，我们不得不承认林奇的天真和从现实生活有意的退缩（带有某种社交恐惧的暗示）同他的主角们是一致的：不论从起因和结果上，他尝试用一切方法来架空这种“恶”可能带有的含义。

这种道德和政治含义上的架空完美解释了林奇在美国主流电影中的地位：他可以无所畏惧地探索任何罪恶的行为而不用负担话语上的责任，无论是心存恶意的lefties还是底线脆弱的rightist，都可以无所顾虑地咽下他的电影——在自由派犬儒的眼中，这些无知的中部男子正如他们所设想的，深陷在道德危机和先天性残疾之中；而对于右派们，他们则能顺利地满足自己对邪恶的渴望而不受良心的谴责，因为在梦中人不必承担责任。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希区柯克身上，他们对恶，性变态和暴力的描述因为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情境，而变为一种纯粹的美学，寓言或者艺术趣味：这让某些渴望由诚实的剧本带来伦理挑战的观众大失所望，却让部分电影批评家们顶礼膜拜。讽刺的是，却是同样一种对伦理的架空，使他们完美符合了制片商和对他们的期待，这让他们在擅长主流类型叙事的导演中大红大紫，即便林奇从未真正擅长传统叙事，也从未想过自己承担颠覆它的使命。

我们难以想象布努艾尔，或者哈内克这样在电影的暴力和异象中装满伦理意义的导演在美国走向票房的成功，而不遭遇舆论上的孤立，因为他们在背离中庸道德的路上已经走得太过遥远和决绝。相反，异类美利坚的电影神话最好是要从一个史崔特的身上开始，滑稽，顽固，天真又保守的白人清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