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像導演張婉婷的紀錄片新作《給十九歲的我》緣起自對母校「英華女學校」的校舍重建記錄。繼《英華女兒的故事》（2010）後，2011年張婉婷應時任校長李石玉如邀請，計劃紀錄一群在2011年入學的「千禧世代」（約2000年出世）女學生，在6年中學生涯裡經曆半山區舊校舍、遷往深水埗臨時校舍，再回到嶄新校舍三階段的成長過程，共同見證學校曆史新一頁。張婉婷已故男友，亦是香港著名導演羅啟銳則擔任本片的監制顧問。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拍攝途中校舍工程的開支與進度遠超想象，2011屆新生從舊校舍搬到深水埗後，便隻能在臨時校舍完成中學生涯，意味着她們将無法經曆校園變遷，這與校方最初的美好設想背道而馳。
尚幸張婉婷團隊並沒有放棄拍攝計劃，應該說所謂「校舍重建」充其量隻是作為促使她制作這部紀錄片的一個動因，張婉婷密切關注的始終是鏡頭前的這批初入校園的女生，她們年幼時的純真無邪，對未來充滿抱負和幻想，随着學業和生活的變化慢慢領略複雜世情，在應試教育、追求夢想與家庭負擔的拉扯和壓力下愈發向現實低頭的辛酸和無奈，這些内容都遠遠超出了單純記錄學校變遷的原初構想。
得益于未能按時竣工的校舍重建，此一無人預料到的「意外」，張婉婷拍出了一部不僅關于五味雜陳的少女成長史，更是從側面映照香港過去十年的急驟轉變，感情真摯的紀實影像。
張婉婷曾在接受訪問時笑言，這次自己拍攝追蹤的對象都是普通的女孩，那麼能令觀衆感興趣或産生共鳴的「故事」在哪裡呢？原來當年團隊先邀請50多位中一同學寫信給十九歲的自己，亦即是電影開場被選中的受訪者讀信的内容，再從中選出30多位學生，由分組導演負責跟拍。
不同的字迹反映女孩們的性格各異，有人立志當博物館館長、運動員、警察，甚或香港小姐，每一封書信均承載了女孩們背後的有趣故事。而張婉婷團隊以此為出發點，除了為紀錄片收集受訪學生的學習、生活片段和素材之外，亦嘗試着去了解香港年輕一代的真實想法，聆聽她們在成長過程遭遇的迷茫與煩惱，并與她們逐漸建立起長期的友誼關系。
到了拍攝第三年，團隊篩選了最後12位少女，一直跟到2019年踏入大學校園的她們返回英華新校。最後由于篇幅問題，電影隻能聚焦當中的6位，分别是：特立獨行，經常逃學受人排擠的阿佘；幼時父母離異，在跟拍途中赴美與母親團聚的香港小姐；熱愛單車運動，在運動員夢想與繁重學業之間躊躇不前的馬燕茹；擔任學校風紀，渴望當警察的Madam；性格樂天單純的阿雀；成績優異，弟弟患有自閉症，心比天高卻很顧家的阿Ling。除了這6位「主角」，導演也将其他一些有趣學生的生活點滴放進電影裡，例如片中受全校大部分女生歡迎的「男神」，還有品學兼優班長Shirley。
Shirley經常「包庇」上課睡覺的阿佘，張婉婷認為兩人間的友誼很值得記錄下來，因為「一個喜歡做很多奇怪的事，另一個是又乖讀書又叻的學生，但她竟包庇一個性格與她相反的人」，也正是摯友Shirley不起眼的溫暖舉動，讓自覺與其他學生格格不入，心情低落的阿佘「有多少少自信」，亦構成她對英華女校的美好回憶之一。
外界對英華女學校的普遍印象是師生品學兼優，性格恭敬謙讓，但是張婉婷鏡頭下的「英華女」沒有固定形象，導演并非隻選學習成績拔尖、乖巧的同學當主角，片中既有擔當學生會會長的「學霸」阿Ling、富有責任感的風紀隊長Madam，又有穿着打扮與傳統名校學生大相徑庭的香港小姐，阿佘更是當着鏡頭面前抽煙，與男友卿卿我我，作風可謂相當大膽。
又如運動健将馬燕茹為了兼顧單車和學業，必須犧牲玩樂時間，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性格單純的阿雀随着成長也漸漸脫離父母的管教，而心思最複雜的阿Ling由一開始以考入劍橋為目标，到中四中五卻不再想出國，隻想讀最賺錢的科目，放下個人夢想，毅然肩負起家庭的重擔。張婉婷透過多面向的年輕女性群像，向我們表達青春的多樣性：不是隻有優秀學生的青春才是青春，天真的、叛逆的、熱血的、平淡的青春時光同樣值得被珍惜重視。
在攝影機的「注視」下，師生關系理應是平等的，由學校提出的拍攝計劃，并不意味着學校就能擁有被歌頌被美化的特權。如阿佘在影片開頭就對着鏡頭直言讨厭母親管束，之後對學校、學生間的流言蜚語深感不滿。張婉婷更将其中一名勢利的舞蹈教師對阿佘「令人難忘」的評語放入片中，同時也給予阿佘作出解釋的機會，正如她在訪談中表示，「老師可以說話，學生也可以有平反的機會」。
英華校舍從多是有錢人聚集的半山區移往代表市井文化的深水埗，受訪學生因而難得地經曆到不一樣的校園生活，她們能夠接觸到的社會層面比起其他年代的英華師姐也較豐富。在這個層面上，電影最重要的是呈現這班學生身處截然不同的環境下複雜且真實的一面（與之相對地，這樣做有可能會影響到當事人和學校的形象，此亦為紀錄片的一大難處），絕非出于維護學校優良名聲的立場而隐惡揚善。
若從拍攝團隊的角度而言，電影實際在宣示導演張婉婷的強烈在場。攝影機選擇打破紀錄片「客觀中立」的一般性原則，多次以提問、入鏡參與等方式主動介入受訪學生的校園、家庭生活，甚至私人領域，這是張婉婷團隊急切地想要了解千禧世代，與同校師妹進行交流的重要途徑。雖然有助于導演直接呈現學生們在課室、學校與家庭之外，不加修飾的真我，但是當女孩們進入叛逆期後，卻開始對攝影機的頻繁過度介入感到厭煩，試圖躲避甚至阻止後者的「進逼」。
這也是我覺得全片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受訪女生對導演手握攝影機的權力提出抗議：你有權拍我，我也有權說不。與此同時，經由學生之口，縱然紀錄片也無法擺脫的「虛假」、「表演」性質得以暴露，有受訪者就直言，不願在鏡頭面前做一個乖學生；無日無之地跟拍她們的私人生活，連玩樂亦像在被人觀察，沒有一點自由，是否又契合電影捕捉真實的初衷？
張婉婷團隊與有抵觸情緒的受訪女生之間的對抗與張力不斷挑戰着紀錄片的倫理，一邊是急切地想要知道學生們在想什麼，嘗試與之溝通的大人目光，另一邊則是擔心自己寶貴的私人空間和時間被剝奪，于是想盡一切辦法捍衛權利的年輕人。拍攝與被攝方（某種意義的代際矛盾？）在影片中段關系一度變得緊張起來。
電影後半部分，可以看到張婉婷團隊變更了拍攝策略，選擇成為學生們傾吐心事的「樹洞」，導演依然以經過聲音處理的「發問」強調其在場，但很明顯其中的對抗性降低了不少（也有可能是受訪女生年歲漸長變得穩重）。張婉婷看來是找到了與受訪的女生們進行溝通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充當她們成長路上的聆聽者，而不是扛着攝影機擅闖私人領域的入侵者。
《給十九歲的我》記錄了受訪學生們2011-2021年的成長曆程，而這又是香港社會急劇變化的十年。電影的宣傳語為「見證少女成長，共渡社會變遷」（見證少女成長，共渡社會變遷），2012年，校方認為年輕人的聲音應該被聆聽，師生同舟共濟；2014年，幾名受訪學生仍能與同為英華校友的退役女警心平氣和地進行對談。但到了2019年以後，社會撕裂程度之深，當初立志成為警察的Madam，進入大學後終抵受不住旁人的異議和批判聲音，無奈放棄堅持多年的夢想。 英華新校舍亦于該年順利落成。
在創作環境愈發狹窄的當下，張婉婷礙于審查壓力，隻能對這十年間發生的政治和社會事件輕輕帶過。不過張婉婷在一次映後談對片中的敏感片段通過電檢審查感到相當幸運，并表示她的原則就是不要自我審查，怎麼也得「搏一搏先」。
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電影因為種種不可言說的外部阻力，無法明說學生們所身處的社會環境，那麼又如何達到「共渡社會變遷」的目标呢？張婉婷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很簡單——以「人」為本位，透過拍攝團隊與受訪學生長期的朝夕相處，捕捉成長過程中遭遇的迷惘、痛苦與掙紮，以及敏感細膩的情緒轉變，充滿生命力的「她們」俨然是張婉婷向我們呈現的2010s香港：
一方面，它被各種不可見的情感力量與強度所圍繞；另一方面，「時間」在這群受訪女生身上回蕩、流淌，影響并見證着肉身和思維的成長，最終這些處于不同時期、不同時刻的女性群像得以在銀幕上留存，組合成指向永恒的影像晶體。
「我們看到的，不過是永恒的一個片段」，對告别青春的少女們如是，對走過這十年的香港亦然。
本文首發于「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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