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師對着放大到隻剩下膠片顆粒形狀的照片，想象出了一場謀殺案。他沉浸在自己主觀的想象裡，有意無意地無視了自己其實知道的、能夠推翻謀殺案推定的事實。作為觀衆的我們，在前面攝影師到公園拍照的段落裡，也就是在謀殺案被假定發生的時空中，其實沒有聽見槍聲，而攝影師想象出來的用以謀殺的槍支，并沒有消音器，因此如果有人開槍了，在寂靜的公園中，攝影師和觀衆是沒有可能聽不見的。當攝影師告訴妻子他對謀殺案的猜想時，他妻子問道，那你目擊了嗎？而他隻能如實說，沒有。“沒有”就是對謀殺案是否存在的答複。

所以依據上述情節，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隻要一個人願意那麼去想，他就會無視反例，并找到（創造出）支持他如此去想的證據：在這部電影中，切入過一個主觀想象的畫面，放大到都是顆粒形狀的照片上的樹叢裡竟伸出來一隻握着手槍的手；還有一整個主觀想象的場景，夜晚公園草地上的屍體。

但是如果什麼事情真實發生了，我們也可能因為主觀上的原因，避而不談，讓事情像不存在。比方在攝影師告知妻子謀殺案一事的場景中，他同時還需要處理好上個場景中妻子出軌一事的餘波。兩人都有點不知道如何提起這件事，攝影師于是才提起謀殺案的話題，妻子借助常識看出謀殺案是幻想，以為這是攝影師用來溝通那件事的借口、抓手 ，就借着他的話題作“殼”，暗示了自己對出軌一事在情感上的無措。而攝影師對妻子複雜情感的回答是，他不會多問，矛盾無需解決，像無事發生。

之後攝影師回到謀殺案的主線裡，先後誤入一場演唱會和一場party，他面對起形形色色陷在各自不同的主觀想象裡的角色時，也是能做出來合理的判斷，知道什麼是荒謬什麼是真實，但他和這些古怪的人們，當處在一個能讓自己産生主觀想象的特定情境中時，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每個人各自不同的主觀“活動”一直在影響每個人對事情的把握，但個體的主觀想象會因為他者的緣故，被常識瓦解；個體的主觀選擇同時也能讓事情發生了就像沒發生。但是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當主觀想象為一個群體所認可并共同持有時，它就有了大過作為個體的攝影師幻想出來的謀殺案的生命力，就開始可以影響其它個體，讓人們放下判斷力，接受群體的主觀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