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永遠不可能再夢到一個作為主體存在的妻子來，正如柯南伯格不可能在《裹屍布》中拍出一個有主體性的妻子角色——這正是死亡的意義所在，主體終結了；留下的是一個“作者已死”的客體，任人诠釋，什麼阿貓阿狗都可以上來評幾句。而越是愛戀那存在過卻已離去的人，就越不能點到為止，客體的形象就越不由那思念的主體的意願形塑，反而是由思念的主體感受到的焦慮和恐懼所形塑；它會蠶食主體，迫使主體把逝者曾經穩固的形象也一并扭曲掉，讓本來清晰的愛籠罩上不斷擴張的猜疑，終令主體感到難以承受，故作決絕地說出“我已經不想要她了”這樣違逆本心的話，也不過是對這侵略性的客體其實微不足道的抵抗。思念者隻有學會與它共存。電影裡兩個與主角發生性關系的對象，都分别擁有亡妻的某樣特征，性格或是身體，但沒有一位是完全的，這些殘缺的形象，連同結尾處韓國女人的變形，會追随他到墳墓底下，補完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