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六代导演与贾樟柯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1
第六代导演大多于80年代接受教育。正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所言，第六代血管里流动的是胶片。2他们在相对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并且在学校学习了大量的外国电影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是艺术化教育，走出校门所面对的却是完全陌生的市场化语境，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艺术之旅充满艰辛。3他们不得不尽量将自己的艺术理想适应于市场需求，并从地下走到地上，从边缘向主流靠拢。经济的转轨给中国大陆的人际关系与家庭关系带来变化，关注不可言说的社会现实与个人体验也成了第六代导演所聚焦的主要题材。都市的边缘人物，在剧中角色上融入导演自身有一定自传色彩的经历，不愿意歌颂主流的个性化叙事，也成了第六代导演的风格。
...贾樟柯，1970年生，山西省吕梁市汾阳人，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贾樟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娱乐，童年时代的他，便喜欢在汽车站观察来来往往的行人。他能够在作品中精确捕捉到小市民形象的原因，或许就发端于此。对他来说，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形形色色的个体，拥有不一样的面孔，深藏着独特的故事。他说：“我觉得有一种激情，要拍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天翻地覆时期中的生活。”4所以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不仅能看到他对社会变革之下小人物际遇的关注，也能感受到他在没有被官方媒体所报道的一隅之中追求人道主义的向往。可以说，他在作品中寻求一种不同于官方历史的民间记忆。5
二、在热情与残酷的世界中迷失 在北京这个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说他自己跟农村没有一点联系？我看没有几个人。而这样一种联系肯定会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价值取向、他对事物的各种判断……但他又确确实实地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6
自1996年的《小山回家》开始，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民工一直都是贾樟柯电影中挥之不去的角色。除去贾樟柯的表弟韩三明在当时确是一名煤矿工人这一因素之外，城市化的发展也让他间接地了解到民工在社会底层生活的不易。
继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掀起农民第一次进城热潮之后，2002年，中共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即《世界》登上威尼斯电影节这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的数字，已达到1.2亿左右。
仿佛一夜之间，大陆城市已完成了世界大都市无名化的历程，而这在大都市中充塞着“孤独的人群”。7在贾樟柯看来，民工在中国大陆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被牺牲的一代，不得不沦为沉默中的大多数。无法控制社会资源，只能听之任之，被动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群众，被贾樟柯称作“非权力的拥有者”。
在这部影片中，本土的“非权力拥有者”成太生、赵小桃、陈志华等从山西到北京务工，这属于“非权力拥有者”的国内流动。但此次，贾樟柯不再只将镜头聚焦于民工独立的小圈子，而选择将《任逍遥》中呈现过的北京申奥成功这一历史事件作为跳板，让民工开始与大都市接轨。再加上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群民工无疑也因此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赵小桃的前男友前往乌兰巴托打工，温州裁缝廖阿群移民法国，俄罗斯姑娘安娜来到北京舞蹈团工作，都可以算作“非权力拥有者”的国际性流动。
被称作“二姑娘”的陈志华这一形象，或许最能直白地体现出贾樟柯心目中的人道主义。陈志华背负着家庭的欠款，怀载着理想前来北京务工。夜以继日的工作换来了微薄的工资，也导致了生命的戛然而止。理想终归化作一张尚未结清的欠条以及三万元的赔偿金，他的死去，也被淹没在现代化进程茫茫的热情之中，无人在意。但吊诡的是，种种磨灭自身存在的行为反而加速了民工进城务工的进程。卖命谋生，是现代化发展的另一面现实。在贾樟柯下一部长片《三峡好人》的结尾，为了拥有更多收入的三峡一众拆迁工人打算跟着主角韩三明去山西挖煤，或许是该主题的又一延续。
...三、在虚拟与山寨的世界中徜徉 “是不是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它让我意识到全球化到来之后，文化信心的问题。它和消费主义的到来是混在一起的，当时麦当劳和肯德基都多了起来，我发现我姐姐的女儿，她的CD架上没有一张中文唱片，全部是英文的。8
1993年，北京世界公园正式对游人开放，其因融合了世界上40个国家的109处著名古迹名胜的微缩景点而著名。《世界》所想表达的，就是在假景里的真故事。
《世界》的构思起源于赵涛本人的经历。赵涛在某次采访中说，她在一次与贾樟柯闲谈的过程中，偶然提起她在经过深圳时瞥见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塔尖这件事。次年，贾樟柯便创作出了《世界》的剧本。无论是世界公园的“不出北京，走遍世界”，还是世界之窗的“您给我一天，我给您一个世界”，都是中国对全球化的想象，亦是展现给世界的体面。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理想主义的“美美与共”，而是对中国文化自信的一次又一次挑战。
“世界公园”的设定，跟全球化的效应何其相似。作为人造的景观，“世界公园”一方面说明人们了解世界的巨大热情，另一方面又表明一种误读。当人们面对这些精心描绘的风景名胜时，世界离他们更加遥远。9渴望见证真实世界的赵小桃与耽于虚拟世界的成太生，光鲜亮丽的舞台与逼仄拥挤的化妆间，喧嚣热闹的白天与孤寂寒冷的黑夜……种种理想与现实的撞击，无疑不造成人物内心的相互挤兑，相互讽喻。明明在“世界”真实地活着，却捕捉到一种失衡的虚拟，所以能够看出贾樟柯对现代化的洪流，抱有属于他的怀疑与失落。
...在疫情时代或许能够对“世界公园”的设定进行一次特别的解读。被封控在家的人们所面对着的电脑，应该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世界公园”。因特网是通向世界公园的航班，加载的进度条何曾不是在广播着“欢迎您使用Windows/Mac系统的某某浏览器，本浏览器将直达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讯……”。但既然我们不在场，那我们所接收到的资讯将犹如世界公园的山寨建筑，是二手的，非即时的。想亲眼看看真实的世界，只能寄希望于自身或家庭有足够的财富。当身边的人相继离开自己，得到留学或出国工作的机会，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幸福瞬间时，屏幕前的某人所感到的失落和无力可想而知。而最后，当得知自己或家里的经济被疫情所耗空时，内心残存的希望也濒临破灭。越渴望世界，离世界便越遥远。这一切和赵小桃的经历，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四、在梦幻与疏离的世界中反思
《世界》把世界公园这类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虚拟世界和网络上的虚拟世界融合到了一起，这也是贾樟柯首次在他的电影里使用Flash动画。
1999年，Flash动画横空出世，并在2001年至2008年经历了黄金时期。由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的出现，传统的媒介边界不复存在，新旧媒体不断融合，使得电影也不断吸纳其他媒介的表意手段，甚至被其他媒介所改造。10在《世界》中，则表现为6段手机短信交流时所插入的Flash动画。这6段动画被不少观众批评为太出戏，但贾樟柯的目的，或许正在于告诉观众不要沉溺于这段他所搭建的幻觉当中。即他希望通过新技术，借助技术的“自反性”，达到影片的“间离”效果。间离效果的使用使“影片在观众和银幕之间建立了一种思考空间”11，它试图让观众识破情节本身的虚构性，并让情节说出思想，以达到批判的目的。
同时，风格化的电子音乐也是这部影片的特色之一。“今天中国所谓的现代化，是一个运动式的现代化”，“我特别关心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里人如何适应，人的这种漂离感，以及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困惑。”12贾樟柯邀请了此前为侯孝贤的《千禧曼波》配乐的台湾音乐人林强合作，电子乐所奏出的人际关系的疏离与生活的空洞正好贴合他所形容的于茫茫变化中的漂离感。无人声，纯设备制作出的电子乐缺乏人的温度，其中的躁动感也强化了整部影片走向的不确定性。
五、一点感悟
第一次听《乌兰巴托的夜》，已是2015年看《我是歌手第三季》时候的事情。至今，谭维维版本的《乌兰巴托的夜》仍旧是华语乐坛时常被提起的神话之一。在这个版本中，多了这么一段歌词：“我们的世界改变了什么，我们的世界期待着什么，我们的世界剩下些什么，我们的世界只剩下荒漠。”这段歌词虽然直白质朴，但貌似很好地阐明了《世界》的主题。
...疫情之前有幸和日本朋友去过一趟世界公园。翻看当年的门票，当时对世界公园再多的质疑与不解，对山寨与粗劣的嘲笑，如今也化为了无法挽回的追念。
疫情时代的春天太短，也曾设想过春天到来后久处无聊之感可能并没有减少，阻碍我们真正投入生活的障碍依然还在，但在这个世界漫步，体会人生的失落，看清自身基因的缺陷，本该是身为一个人类必经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页。
2. 郝建:《第六代命名式中的死亡与夹缝中的话语生命》，新浪娱乐2007年5月8日。
3. 胡星亮主编：《影像中国与中国影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9页。
4. （美）白睿文：《光影言语：当代华语导演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5. 李少白：《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6. 贾樟柯著、万佳欢编：《贾想I : 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7. 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8. （美）白睿文编：《电影的口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3页。
9. 贾樟柯、万佳欢：《贾想I : 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第154页。
10. 王雪璞，“重提一种‘间离’的美学”，《当代电影》，NO.319/2022年第10期(2022/10)，P26。
11. 陈犀禾，“历史的根与当代意识”，《当代电影》，1985年第5期。
12. “飘在世界中——贾樟柯专访”，《成都晚报》，2005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