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像导演张婉婷的纪录片新作《给十九岁的我》缘起自对母校「英华女学校」的校舍重建记录。继《英华女儿的故事》（2010）后，2011年张婉婷应时任校长李石玉如邀请，计划纪录一群在2011年入学的「千禧世代」（约2000年出世）女学生，在6年中学生涯里经历半山区旧校舍、迁往深水埗临时校舍，再回到崭新校舍三阶段的成长过程，共同见证学校历史新一页。张婉婷已故男友，亦是香港著名导演罗启锐则担任本片的监制顾问。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拍摄途中校舍工程的开支与进度远超想象，2011届新生从旧校舍搬到深水埗后，便只能在临时校舍完成中学生涯，意味着她们将无法经历校园变迁，这与校方最初的美好设想背道而驰。
尚幸张婉婷团队並没有放弃拍摄计划，应该说所谓「校舍重建」充其量只是作为促使她制作这部纪录片的一个动因，张婉婷密切关注的始终是镜头前的这批初入校园的女生，她们年幼时的纯真无邪，对未来充满抱负和幻想，随着学业和生活的变化慢慢领略复杂世情，在应试教育、追求梦想与家庭负担的拉扯和压力下愈发向现实低头的辛酸和无奈，这些内容都远远超出了单纯记录学校变迁的原初构想。
得益于未能按时竣工的校舍重建，此一无人预料到的「意外」，张婉婷拍出了一部不仅关于五味杂陈的少女成长史，更是从侧面映照香港过去十年的急骤转变，感情真挚的纪实影像。
张婉婷曾在接受访问时笑言，这次自己拍摄追踪的对象都是普通的女孩，那么能令观众感兴趣或产生共鸣的「故事」在哪里呢？原来当年团队先邀请50多位中一同学写信给十九岁的自己，亦即是电影开场被选中的受访者读信的内容，再从中选出30多位学生，由分组导演负责跟拍。
不同的字迹反映女孩们的性格各异，有人立志当博物馆馆长、运动员、警察，甚或香港小姐，每一封书信均承载了女孩们背后的有趣故事。而张婉婷团队以此为出发点，除了为纪录片收集受访学生的学习、生活片段和素材之外，亦尝试着去了解香港年轻一代的真实想法，聆听她们在成长过程遭遇的迷茫与烦恼，并与她们逐渐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关系。
到了拍摄第三年，团队筛选了最后12位少女，一直跟到2019年踏入大学校园的她们返回英华新校。最后由于篇幅问题，电影只能聚焦当中的6位，分别是：特立独行，经常逃学受人排挤的阿佘；幼时父母离异，在跟拍途中赴美与母亲团聚的香港小姐；热爱单车运动，在运动员梦想与繁重学业之间踌躇不前的马燕茹；担任学校风纪，渴望当警察的Madam；性格乐天单纯的阿雀；成绩优异，弟弟患有自闭症，心比天高却很顾家的阿Ling。除了这6位「主角」，导演也将其他一些有趣学生的生活点滴放进电影里，例如片中受全校大部分女生欢迎的「男神」，还有品学兼优班长Shirley。
Shirley经常「包庇」上课睡觉的阿佘，张婉婷认为两人间的友谊很值得记录下来，因为「一个喜欢做很多奇怪的事，另一个是又乖读书又叻的学生，但她竟包庇一个性格与她相反的人」，也正是挚友Shirley不起眼的温暖举动，让自觉与其他学生格格不入，心情低落的阿佘「有多少少自信」，亦构成她对英华女校的美好回忆之一。
外界对英华女学校的普遍印象是师生品学兼优，性格恭敬谦让，但是张婉婷镜头下的「英华女」没有固定形象，导演并非只选学习成绩拔尖、乖巧的同学当主角，片中既有担当学生会会长的「学霸」阿Ling、富有责任感的风纪队长Madam，又有穿着打扮与传统名校学生大相径庭的香港小姐，阿佘更是当着镜头面前抽烟，与男友卿卿我我，作风可谓相当大胆。
又如运动健将马燕茹为了兼顾单车和学业，必须牺牲玩乐时间，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性格单纯的阿雀随着成长也渐渐脱离父母的管教，而心思最复杂的阿Ling由一开始以考入剑桥为目标，到中四中五却不再想出国，只想读最赚钱的科目，放下个人梦想，毅然肩负起家庭的重担。张婉婷透过多面向的年轻女性群像，向我们表达青春的多样性：不是只有优秀学生的青春才是青春，天真的、叛逆的、热血的、平淡的青春时光同样值得被珍惜重视。
在摄影机的「注视」下，师生关系理应是平等的，由学校提出的拍摄计划，并不意味着学校就能拥有被歌颂被美化的特权。如阿佘在影片开头就对着镜头直言讨厌母亲管束，之后对学校、学生间的流言蜚语深感不满。张婉婷更将其中一名势利的舞蹈教师对阿佘「令人难忘」的评语放入片中，同时也给予阿佘作出解释的机会，正如她在访谈中表示，「老师可以说话，学生也可以有平反的机会」。
英华校舍从多是有钱人聚集的半山区移往代表市井文化的深水埗，受访学生因而难得地经历到不一样的校园生活，她们能够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比起其他年代的英华师姐也较丰富。在这个层面上，电影最重要的是呈现这班学生身处截然不同的环境下复杂且真实的一面（与之相对地，这样做有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和学校的形象，此亦为纪录片的一大难处），绝非出于维护学校优良名声的立场而隐恶扬善。
若从拍摄团队的角度而言，电影实际在宣示导演张婉婷的强烈在场。摄影机选择打破纪录片「客观中立」的一般性原则，多次以提问、入镜参与等方式主动介入受访学生的校园、家庭生活，甚至私人领域，这是张婉婷团队急切地想要了解千禧世代，与同校师妹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虽然有助于导演直接呈现学生们在课室、学校与家庭之外，不加修饰的真我，但是当女孩们进入叛逆期后，却开始对摄影机的频繁过度介入感到厌烦，试图躲避甚至阻止后者的「进逼」。
这也是我觉得全片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受访女生对导演手握摄影机的权力提出抗议：你有权拍我，我也有权说不。与此同时，经由学生之口，纵然纪录片也无法摆脱的「虚假」、「表演」性质得以暴露，有受访者就直言，不愿在镜头面前做一个乖学生；无日无之地跟拍她们的私人生活，连玩乐亦像在被人观察，没有一点自由，是否又契合电影捕捉真实的初衷？
张婉婷团队与有抵触情绪的受访女生之间的对抗与张力不断挑战着纪录片的伦理，一边是急切地想要知道学生们在想什么，尝试与之沟通的大人目光，另一边则是担心自己宝贵的私人空间和时间被剥夺，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捍卫权利的年轻人。拍摄与被摄方（某种意义的代际矛盾？）在影片中段关系一度变得紧张起来。
电影后半部分，可以看到张婉婷团队变更了拍摄策略，选择成为学生们倾吐心事的「树洞」，导演依然以经过声音处理的「发问」强调其在场，但很明显其中的对抗性降低了不少（也有可能是受访女生年岁渐长变得稳重）。张婉婷看来是找到了与受访的女生们进行沟通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充当她们成长路上的聆听者，而不是扛着摄影机擅闯私人领域的入侵者。
《给十九岁的我》记录了受访学生们2011-2021年的成长历程，而这又是香港社会急剧变化的十年。电影的宣传语为「见证少女成长，共渡社会变迁」（见证少女成长，共渡社会变迁），2012年，校方认为年轻人的声音应该被聆听，师生同舟共济；2014年，几名受访学生仍能与同为英华校友的退役女警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谈。但到了2019年以后，社会撕裂程度之深，当初立志成为警察的Madam，进入大学后终抵受不住旁人的异议和批判声音，无奈放弃坚持多年的梦想。 英华新校舍亦于该年顺利落成。
在创作环境愈发狭窄的当下，张婉婷碍于审查压力，只能对这十年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轻轻带过。不过张婉婷在一次映后谈对片中的敏感片段通过电检审查感到相当幸运，并表示她的原则就是不要自我审查，怎么也得「搏一搏先」。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电影因为种种不可言说的外部阻力，无法明说学生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那么又如何达到「共渡社会变迁」的目标呢？张婉婷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以「人」为本位，透过拍摄团队与受访学生长期的朝夕相处，捕捉成长过程中遭遇的迷惘、痛苦与挣扎，以及敏感细腻的情绪转变，充满生命力的「她们」俨然是张婉婷向我们呈现的2010s香港：
一方面，它被各种不可见的情感力量与强度所围绕；另一方面，「时间」在这群受访女生身上回荡、流淌，影响并见证着肉身和思维的成长，最终这些处于不同时期、不同时刻的女性群像得以在银幕上留存，组合成指向永恒的影像晶体。
「我们看到的，不过是永恒的一个片段」，对告别青春的少女们如是，对走过这十年的香港亦然。
本文首发于「虹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