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话语体系内兼顾了正直敢为负责的建言功能与以低姿态轻巧抚慰人心的出气筒效果。为了让影片精微地置于意有所指而又得以被接受的那一平衡点上（天台上的独木桥？），文本从始至终有一种流畅自如而又无处不意在言外的暧昧丰富感，比如最后选择与首脑同道，是无奈之举亦或审慎之方殊难确证（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咱们这回站对队伍了吗？则无疑揭示了更多）。这样绵里藏针的处理俯拾皆是，使得充满荒诞戏谑意味的钦差大臣剧变体俨然化作侧写、映射彼时今日政治格局的照妖镜。以目前的包括审查与市场的要求来看，作为一部内地院线作品，几乎已经做出了临界的表达，很难指望再有更进一层的掀翻天窗了。不过聪明的是，剧作者显然深谙中国人世情积淀深厚的言谈纵横之术，却故意以一种孩童式的捉弄语气来轻巧地实现撬动与解离（以一个来自过去的、过于老实单纯的中年员工及一个来自晚进的、过于率真而不屑心机的年轻人，更为反讽的，是插入一个外似八面玲珑实则哪头不讨好的magic，有趣的是，这个受气包喊出了几乎是全片最直白露骨的一段台词：他们能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这样也就减去了油滑与露骨的说教之气。（如何让“我的未来不是梦”听起来不那么刺耳？那就间插一段rap吧）。这是深合喜剧要义的，以一个放纵无忌的游戏姿态去让那整个壁垒森严、布局严密的危险的反派体系瞬间显得渺小，进而毫不费力地解构掉。正是因此游戏的心态我们可以不必苛责告御状一幕的生硬忸怩，在这里，重构与解构的强度几乎是一样的——一个玩笑，一次几乎随便的游戏。真正宝贵的是玩笑/话语间留驻的对于病情与症结的委婉指涉，这是具有严肃性的（如果平衡游戏性与严肃性，或者如何乃至是否有可能兼顾泄愤爽文与强有力的针对性的现实表达这两者的关系，那当然另是一个大问题）。同时，除了细密缝缀草蛇灰线的文本，近乎自由的动作性亦得到了有力的张扬，我们看着胡建林自如穿行于迷宫般的写字楼空间（Johnny keep walking！），其轻巧度不亚于简洁走过的那二十多年的身在钳工岗位的时间。前半段那些空间，不论是空旷的亦或是密闭的，人物都可以发挥一定的、有时是奇怪的互动性（那些豪华房间、做锤子的工间、洗脚房、甚至是一个厕所），同时却又无往不被这迷离的布局所牵扯钳制，一如复杂困扰的职场关系的外化（一面墙就可以屡屡分隔隶属不同势力的人们，可以经由影子照见那常被利用的所谓“人性”，而广阔天台上的横梁我们一忽横冲直撞，一忽又必须谨小慎微）。在此对照之下，最后直白的舞台聚光灯下的陈情都稍显刻意了。充满意趣的台本，确实经由实在有效的空间调度而得到激发。不在话下的，尚有成熟的视听审美（配乐、以及类型滥套的消解，嫌最后一分钟老套？别急，停下来摇个人先），以及敏锐的、却又不同于韩延那般拙劣献媚的对于新兴媒介的合宜运用（说唱元素，以及完全短视频风的那段供认视频，同时，谁都得承认高级的玩法是创造流行语（啥叫颗粒度啊？），而不是过时与忸怩的挪用）。现状以下，站对、站好队伍不是容易的，尤其忌既要又要，两腿一伸踏进两条船还要保持平衡是不可行的。做一部商业喜剧，立场问题似乎是半决定了的，但倘来比的话，《年会》好像绿幕下的特效动作大片，其实就是虚假的，是没有危险的，但于观众，确是有那么惊险乱真的观感在，因而也就能促生一种真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