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題：On the Herculean Task of Translating Joyce’s Ulysses into Kurdish
發表時間：2023年11月28日
作者：Kaya Genç
翻譯：詩蔚
注：文中的《尤利西斯》中文文本均引自金隄譯本。

2012年6月15日，38歲的卡瓦·内米爾（Kawa Nemir）回到伊斯坦布爾的家中，躺在童年時期的床上，開始将下面這句話翻譯成他的母語：“儀表堂堂、結實豐滿的壯鹿馬利根從樓梯口走了上來。他端着一碗肥皂水，碗上十字交叉，架着一面鏡子和一把剃刀。”次日下午，内米爾帶上寫滿譯文的筆記本，飛往土耳其東部的迪亞巴克爾（譯注：土耳其最大的庫爾德人聚居城市），繼續将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譯成庫爾德語。他當然有注意到，那天正是6月16日，布盧姆日，即《尤利西斯》故事發生的1904年那一天。

内米爾是一位煙不離手的詩人，目光深邃，氣質浪漫，曾花費十年将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譯成庫爾德語。在土耳其，以及在歐洲日益壯大的庫爾德流散社區，許多書迷都是讀着他翻譯的艾米莉·狄金森、莎拉·蒂斯黛爾和沃爾特·惠特曼長大的。

對内米爾而言，将《尤利西斯》譯成庫爾德語，是為了喚起人們對這門長期受土耳其民族主義政治壓制的語言的關注。庫爾德語被認為擁有約4000萬至6000萬使用者，屬于印度-伊朗語族中的伊朗西支。在土耳其，由于強制推行土耳其語作為母語教育，庫爾德語面臨諸多困境。公立學校的學生隻能選修庫爾德語課程，而庫爾德語教師也存在短缺，因為政府拒絕在公立學校聘用或任命掌握庫爾德語的教師。盡管困難重重，但若仍能由一位在土耳其靠自學掌握母語的譯者成功将《尤利西斯》譯成庫爾德語，這将為有志于創作的庫爾德作家與譯者樹立榜樣；也将向土耳其人展示這門語言的廣度與豐盈，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在過去一個世紀裡，一直輕視與貶低這門語言。

内米爾出生于1974年，是一個庫爾德富裕家庭的長子。他的語言經曆與許多同代人相似：在家說庫爾德語，在學校則使用土耳其語和英語。到了青少年時期，他幾乎已将庫爾德語忘光。1990年至1992年，他在伊斯坦布爾讀高中，但堅持每天學習庫爾德語，費了很大力氣将母語重新掌握。他決定此後除非撰寫評論文章，否則不再使用土耳其語寫作。

此後，内米爾完全轉向用庫爾德語進行創作。大學獲得英語文學學位後，他于1997年加入庫爾德文學雜志《光明生活》（Jiyana Rewşen）并擔任主編，鼓勵投稿者和讀者關注世界文學，培養更開闊的視野。與此同時，他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和威廉·布萊克的作品。

庫爾德藝術家兼作家、内米爾的好友謝内爾·厄茲門（Şener Özmen）表示，内米爾對英國文學經典的翻譯，尤其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譯本，讓他自己也建立起用庫爾德語寫作的信心。“我曾用土耳其語寫作，後來改用庫爾德語，部分原因正是受到内米爾對語言的熱情感染，”他說，“在我生活的迪亞巴克爾，幾乎沒有人用庫爾德語寫作。”事實上，大多數庫爾德人并未真正掌握庫爾德語的語法、句法與詞彙，難以用它進行寫作，于是選擇用土耳其語來書寫庫爾德人的經曆，創作散文、詩歌和書籍。内米爾的工作正是試圖改變這一現狀。擔任編輯期間，他将厄茲門的中篇小說《斯賓諾莎日記》（Rojnivîska Spinoza）與一首庫爾德語翻譯的布萊克詩歌《老虎》一同刊發。那是庫爾德語逐漸受到關注、政治氛圍稍有松動的時期。2009年，政府取消了對庫爾德語廣播電視的禁令（民營庫爾德語廣播此前被禁數十年）。同年，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TRT）開設了一個庫爾德語頻道。2011年，馬爾丁阿圖克魯大學（Mardin Artuklu University）首次面向本科生開設庫爾德語文學專業。次年，庫爾德語進入學校課程體系，成為選修課。“庫爾德語書籍變得更容易獲取了，”厄茲門說，“我們可以走進書店，看看有哪些新出版的庫爾德語書。而其中最令人興奮的新聲，就是卡瓦·内米爾。”

在内米爾2003年出版的第一部詩集《賣手帕的人》（Selpakfiroş）中，他活用了因接觸衆多作家而産生的内心焦慮。他在《雨後》（After the Rain，由Patrick Lewis譯為英文）中寫道：“你不知道，野芹已在語言中浸染了自己的色澤”，“城郊沼澤的低吼沉如靜水，璀璨誘人、明眸翕動的葦叢吟誦不息。”

内米爾在高中英語課上初次接觸《尤利西斯》。随着他在翻譯與詩歌方面的經驗日益積累，他愈發強烈地意識到：這部作品或許是最能展現庫爾德語豐富詞彙和複雜句法的文本，而這門語言已經遭受了數百年的同化。

内米爾認為，将《尤利西斯》翻譯成大多數土耳其人無法掌握的語言，能讓那些嘲笑庫爾德人“連自己的語言都沒有”的聲音沉默。畢竟，根據土耳其官方曆史叙事，庫爾德人不過是“土耳其的山地民族”，甚至他們的名字也僅源于靴子踩在雪上發出的“咔特-庫特”聲響。内米爾認為《尤利西斯》是一部賦予英國文學極高聲望的作品，在結構、審美和文學層面都極為複雜，如果他能以庫爾德語複現喬伊斯的語言成就，并充分展現其語法與曆史的層次，那麼庫爾德語便再也無法被視為一種低等語言。

《尤利西斯》的故事始于1904年6月16日清晨，地點在都柏林海邊一座馬泰樓的頂層，22歲的斯蒂汾·代達勒斯（Stephen Dedalus）正與醫學生壯鹿馬利根（Buck Mulligan）同住于此。在翻譯開篇章節時，内米爾選擇用“Til”一詞來指代馬泰樓。對他而言，愛爾蘭的防禦堡壘很像美索不達米亞的瞭望塔，也就是“Til”，正如他在迪亞巴克爾見過的那些塔樓一樣，那裡居住着許多土耳其的庫爾德公民。他曾在當地一座名為Birca Şems的塔樓待過一段時間，常常在黎明人靜時登上塔頂閱讀和寫作。都柏林灣也讓他想起底格裡斯河及其河谷。

内米爾覺得自己一生都在為這次翻譯做準備。20多歲時，他就寫滿了數十本筆記，記錄庫爾德語的詞彙和表達。他随身攜帶作家迪拉韋爾·澤拉克（Dîlawer Zeraq）編纂的《庫爾德語習語大詞典》（Ferhenga Biwêjan a mezin）。澤拉克耗時20年完成了這部2000頁的著作，收錄了18000條庫爾德語庫爾曼吉方言的慣用表達；庫爾曼吉方言是使用最廣泛、且通常以拉丁字母書寫的庫爾德語形式。但真正對内米爾幫助最大的，還是他自己的筆記本，那裡面記滿了他在日常對話中聽到的庫爾德語表達。

在内米爾1998年造訪被河流與森林環繞的村莊舍爾納克（Şırnak）所記錄的筆記中，收錄了許多淡水生物的名稱，後來都被用于《尤利西斯》的譯文。而在處理小說其他部分時，内米爾對喬伊斯筆下與海洋相關的大量詞彙感到棘手。畢竟，正如他所指出的，庫爾德斯坦是世界上最為多山的地區之一，庫爾德人也從未真正走出過山區。對他而言，難點在于尋找那些庫爾德作家未曾寫過、因而在庫爾德語中從未被命名的海洋生物名稱。他研究各類魚屬的名稱，試圖從庫爾德語文本中尋找可用之詞，并反複查閱自己的筆記。1994年在大學讀《貝奧武夫》時，他曾在筆記中記下“whale-path”一詞（譯注：詩人以鲸魚遊經的路徑喻指大海）。他知道庫爾德語稱鲸為neheng，于是寫道：“whale-path：鲸魚之路”（whale-path: rêka nehengan）。

庫爾德詩人艾哈邁德·哈尼（Ehmedê Xanî）于17世紀創作的史詩《梅木與津》（Mem û Zîn），一部關于命運多舛的戀人的神秘愛情故事，也是内米爾的重要參考來源之一。他從詩中提取了船隻的名稱：哈尼描寫過從迪亞巴克爾駛向波斯灣的小型船隻zenberîs。在翻譯《尤利西斯》第12章“庫克羅普斯”時，這個詞便派上了用場。如果庫爾德語資料與個人筆記中仍遍尋不得，他便借助拉丁語與希臘語自行創造新詞。

有時，他也會以庫爾德詩歌的句法為參照。翻譯《尤利西斯》第14章“太陽神牛”時（這一章場景設在一家産科醫院，描繪一個孩子的誕生，并勾勒出英語語言的萌芽與演進），他借鑒庫爾德古典文學，将詩行的結構轉化到散文段落中。這一章的翻譯花了他4年時間，因為他常常為了一個詞思索數月。

另一本筆記專門記錄他從庫爾德囚犯談話中收集的詞語，涉及飲酒、打牌與性行為的細節。例如“bûye pilot” 這個說法（譯注：變成了飛行員），是内米爾在馬爾丁一所監獄從一名囚犯處聽來的，形容“随時準備行動的人”。但該詞有雙重含義，既可指勇氣，也可指酒勁。在翻譯《尤利西斯》中那個陷入不幸婚姻、試圖以豪飲逃避現實的人物鮑勃·窦冉（Bob Doran）時，他寫道：“Hê di sa‘et pênca da bûye pilot”，意為“五點鐘就已經醉得像飛行員一樣”。

内米爾的30多本筆記裡記錄着從他母親那裡學來的詞語，她對庫爾德語有着極其深切的體悟。“我在《尤利西斯》裡用上了所有這些詞。”他說。母親口授給他的詞語、諺語、表達和慣用語，包括cagarê lihêfê（“棉被”，譯注：庫爾德語字面含義為“被覆蓋的傷口”）、‘ilmê sînemdeftera（“學問”）以及zimanê maran li ber min qetand（“承蒙您一番殷勤勸說”，譯注：字面含義為“蛇的舌頭在我面前被切斷了”）。厄茲門回憶道：“他用的這些詞我以前一個都沒聽過，但它們确實都是庫爾德語。”内米爾表示，他将這些詞語、慣用語、諺語、隐喻和俚語視為“因在《尤利西斯》中得其所歸，而被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的語言”。

約有1500萬庫爾德人生活在土耳其境内，但許多土耳其人并不了解庫爾德語深厚的曆史底蘊與豐富的表達。2002年以前，土耳其當局一直拒絕承認庫爾德語是該國境内一門獨立的語言。這一政策根植于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所推行的“打造文化與語言同質的國家”的項目。自1923年共和國建立以來，土耳其語被定為唯一官方語言，這一政策還延伸至禁止使用庫爾德語姓名（1928年至2013年間，凡含有X、W、Q、Î、Û、Ê等不被承認為土耳其語言所屬的字母的名字均被禁止），以及通過重新安置人口來削弱庫爾曼吉語使用者的數量優勢。

2000年代至2010年代初，随着土耳其政府推行“庫爾德開放政策”，部分限制有所放寬，越來越多土耳其人——不僅僅是庫爾德人——開始學習庫爾德語。但在過去幾年裡，随着政府在庫爾德權利方面的民主化舉措陷入停滞，土耳其國内圍繞庫爾德問題的政治緊張局勢不斷升級。與此同時，盡管學習庫爾德語的興趣有所上升，但在土耳其的庫爾德家庭中，學習母語并未成為普遍需求。2019年，迪亞巴克爾一家庫爾德研究中心對土耳其南部600名18至30歲的庫爾德人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訪者表示會說母語，但僅18%的人表示具備母語讀寫能力。2018年，9個庫爾德政黨聯合成立了一個旨在推廣庫爾德語的“庫爾德語言平台”，但他們發現，在許多由親庫爾德的人民民主黨（HDP）執政的城鎮中，庫爾德語标識已被政府任命的官員拆除。對庫爾德活動人士和知識分子而言，這進一步證明當局對其語言的壓制從未真正放松。

用内米爾的話說，在将《尤利西斯》翻譯成一種“在中東地獄般的境況中奇迹般存續了千年的語言”時，他卻擁有一項優勢：他發現庫爾德語與古英語非常接近，因為二者的句法高度相似。庫爾德語與英語同屬印歐語系的東部分支，語序都遵循主語、動詞、賓語的結構。語言學家羅賓森·保爾莫尼（Robinson Paulmony）與希萬·毛魯德·侯賽因（Shivan Mawlood Hussein）指出：“英語和庫爾德語都存在一般體、完成體和進行體的區分。”句子語序高度相似，因而更容易實現押韻。

2012年至2015年，内米爾在迪亞巴克爾完成了《尤利西斯》一半的譯稿。但2014年，就在他投身于此項工作數月後，一系列地緣政治事件介入了他與其他同胞的生活。在叙利亞邊境另一側，“伊斯蘭國”組織對叙利亞境内講庫爾德語的雅茲迪社區展開種族滅絕，将男性驅逐或處決，并強迫婦女與女童成為性奴。随着其武裝分子奴役、折磨和殺害雅茲迪人，“伊斯蘭國”也向叙利亞北部的庫爾德城鎮科巴尼逼近。2014年9月，随着20萬叙利亞人前往土耳其尋求避難，來自土耳其的庫爾德志願者要求跨過邊境支援科巴尼。但土耳其政府既不允許他們過境，也拒絕出兵救援。這引發了土耳其各地支持科巴尼的示威浪潮。馬爾丁、凡城、賓格爾與迪亞巴克爾的抗議活動導緻多地實施宵禁。截至2014年10月8日，已有19人在示威中喪生；一周後，死亡人數上升至31人：至少一名抗議者遭警方槍擊身亡，另一些在街頭的被槍殺者則無法确認兇手。到了11月，15000名庫爾德人在迪亞巴克爾進行遊行，而此時内米爾對《尤利西斯》的翻譯工作已愈發難以持續。

科巴尼抗議活動的首批街壘就設在内米爾的公寓外。每當從專注的翻譯工作中擡起頭時，他都會從書房的窗口目睹樓下街頭的激烈沖突，或在社交媒體上觀看相關視頻。每完成一章後，他都會徹夜注視着鄰近的努賽賓和傑茲雷兩座城市遭受的空襲。

繼續留在迪亞巴克爾已過于危險。2015年中，内米爾決定搬到更靠南的馬爾丁，希望那裡會更平靜。他組建了一個校對團隊，成員大多是馬爾丁阿圖克魯大學庫爾德文學專業的學生。由于背景各異，他們為喬伊斯的文本帶來了新的詞彙，并常常緻電在哈卡裡、凡城、阿德亞曼的家族長輩，挖掘更多詞語，然後把新發現彙報給内米爾。

例如，在審校《尤利西斯》第九章“斯庫拉與卡律布狄斯”的譯文時，小組試圖弄清“jobber”一詞的含義，即喬伊斯筆下的放債人。其中一位成員曾在以庫爾德哈卡爾部族命名的哈卡裡，聽說過對應的庫爾德語詞malgir。此外，還有庫爾德語中表示“潛水員”的詞：在馬爾丁的一次交談中，内米爾得知這個詞是xozneber，是長輩們在20世紀80年代使用過的說法。

2015年至2016年，内米爾根據他們的建議不斷修訂《尤利西斯》譯稿。他的語言學家朋友、來自庫爾德斯坦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Kurdistan）的埃爾金·奧潘金（Ergin Opengin）也為這個項目投入了大量時間。與此同時，内米爾的朋友厄茲門負責設計該書的平裝版和精裝版封面，并特意從倫敦、布魯塞爾、紐約和巴黎帶來不同版本的《尤利西斯》，以鼓勵内米爾的士氣。

2017年底，内米爾看到身邊的活動人士、藝術家和記者朋友紛紛離開土耳其。2018年3月1日，他隻帶了一個手提包、一件外套、幾件内衣、一條褲子、他的《尤利西斯》筆記本以及加布勒版《尤利西斯》前往機場（the Gabler edition，譯注：由Hans Walter Gabler教授團隊研究手稿資料、打字稿與校樣，修訂逾5000處錯誤後推出的版本）。他搭乘荷蘭皇家航空的航班飛往阿姆斯特丹，将自己過去27年在土耳其積累的喬伊斯文獻收藏留在身後，于晚上十點抵達史基浦機場。荷蘭文學基金會接納了内米爾，安排他入住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蘭克之家。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内米爾結識了來自土耳其的一對伴侶，艾琳·庫爾耶爾（Aylin Kuryel）和費拉特·于傑爾（Fırat Yücel），他們後來執導了紀錄片《翻譯〈尤利西斯〉》。影片将《尤利西斯》的校對過程與内米爾在阿姆斯特丹艱難尋找住處的經曆交織在一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國際電影節拒絕放映該片，因片中包含2014年科巴尼抗議遭遇暴力鎮壓的畫面。導演庫爾耶爾半開玩笑地将這部影片描述為一部“關于一本因涉嫌淫穢被禁的書，被譯成一門至今仍被禁用的語言，而紀錄片本身也被禁映的作品”。

内米爾最關心的是庫爾德作家将如何回應他的譯本。牛津大學庫爾德文學研究者厄茲萊姆·貝爾奇姆·加利普（Özlem Belçim Galip）認為，内米爾是“将庫爾德語視為一片具有無限靈活性與創造性的汪洋大海的譯者之一”。按照厄茲門的說法，庫爾德語版《尤利西斯》标志着“所有庫爾德作家、小說家和短篇小說作家的一個起點”。

庫爾德文學擁有豐厚的詩歌與散文傳統，為當代作家提供了多樣的風格與主題。而庫爾德語版《尤利西斯》于2023年3月21日，即庫爾德人迎接新年之日“諾魯孜節”（Newroz）正式出版，更成為當代庫爾德小說走向更具實驗性文學探索的起點。内米爾的譯本既展現了庫爾德語詞彙的廣博，也證明了當代庫爾德作家能夠以這門語言進行實驗性的小說與詩歌創作。這一譯本将提醒他們庫爾德語深厚的語法資源，許多人或許會因此受到啟發，創作出既繼承偉大詩歌傳統、又能表達當下現實的作品。

如今，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裡，内米爾正在撰寫一部900頁的《尤利西斯》庫爾德語讀者指南，其中包含參考資料、照片以及一篇長達200頁的前言。至于他的下一部譯作，他表示自己正努力翻譯一本“比《尤利西斯》更宏大的作品”——《芬尼根的守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