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導演阿基·考裡斯馬基的電影經常被描述為極簡主義和面無表情，融合了幽默和憂郁的色調。它的特點是對話稀疏，故事情節簡單，布景和地點的使用最少，而且經常是刻意的節奏。這種風格有點像是寓言，側重于故事和人物的本質，剝離了任何對核心叙事或情感影響沒有貢獻的多餘元素，但是人物的形象又是以高度自然主義的方式呈現的，讓我們很難将他的角色和漫畫等同。《枯葉》（Kuolleet lehdet）是阿基·考裡斯馬基完成于2023年的一部影片，延續了通過喜劇鏡頭描繪邊緣化個體的方法。這部電影以讓人想起 1970 年代的赫爾辛基的城市構圖為背景，将角色置身的過時和簡單化的世界與他們通過老式晶體管收音機聽到當代社會的持續沖突并置，讓看似無關的俄羅斯—烏克蘭沖突的幽靈飄蕩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這表明導演關注失業這一類社會現象的特殊方式，是把它作為一個長期的、哲學化的藝術處境來處理，仿佛它橫跨了從1970年代到2020年代的幾十年時間。考裡斯馬基的人物似乎被置身在一種被封凍的以“衰退”為主要特征的世界觀中，但他又與時俱進，在劇情背景中提到的俄烏沖突的局勢下探讨兩個人物的個人生活的危機。導演利用這種對比來深化叙事，展示角色如何在更大、更複雜的全球問題的背景下駕馭他們的個人鬥争。在極簡主義電影中，每個鏡頭、對話和場景都經過精心制作以傳達意義和情緒，往給觀衆留下了很多解釋。
盡管人們認為北歐國家擁有強大的社會福利網絡，但失業和經濟衰退等問題仍未根除。考裡斯馬基的作品深入探讨了芬蘭社會階級鬥争中被忽視的方面，将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仍在與經濟困難作鬥争的社會階層，為在主流話語中經常被邊緣化的問題提供了批判性視角。但他的影像風格的零度性質，又使它在介入這些議題方面顯得并非那麼冒進。罕見的是，迄今為止，他的大多數影片都在這種風格下完成。這不得不讓人考慮，他涉及勞工、失業和人們在衰退面前的沮喪情緒，已經不僅僅是對于芬蘭社會寫實主義的刻畫，也不僅僅是對更普遍的全球經濟議題的關注，而是成為一種特定的哲學觀。這些主題不僅僅是叙事選擇，而是深深地融入了他講故事的結構中。他的方法不僅僅是描繪經濟困難，而且還探索了面對這種逆境時的人類狀況。他批評階級結構的社會和政治後果以及缺乏經濟平等。他的電影經常反映這種立場，将下層工人描繪成過時機器中可替代的齒輪。因此，安莎才會因為偶然的原因被上級主管部門辭退。如果說他可能是一個左翼進步人士，那麼可能遮蔽了他的影片的這種抽象的存在主義氣質，與其說他關注的是經濟困難，不如說他更關注面對這種逆境時的人類狀況。就像加缪寫作《鼠疫》時，把瘟疫提升為一種人類處境的象征，考裡斯馬基的影片也在對底層人物的富有同情心的刻畫中突出了這些人物經曆的普遍心理價值。通過他深思熟慮的叙事選擇和風格，他的影片呈現了面對普遍的衰退和無依無靠，人們可能表現出的生活狀态，并把它體驗為一種世界的本質。
他的作品經常被拿來與吉姆·賈木許和羅伯特·布列松等其他導演的作品相提并論。電影中鏡頭的取景和構圖都是精心制作的，經常采用靜态鏡頭和最少的攝影機運動，這有助于他作品的整體靜止感，給觀衆帶來一種北歐低沉天氣下特有的壓抑氛圍。這和賈木許、布列松的極簡主義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雖然賈木許也采用極簡主義，但他的作品通常具有鮮明的美國風味，将面無表情的幽默與更不拘一格的叙事方法融為一體。布列松的極簡主義在精神和哲學上更傾向于專注于人類存在的超驗方面。而阿基·考裡斯馬基的笨拙的攝像機運動，反映了“衰退”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陰郁情緒。《枯葉》中恰好有一段向賈木許緻敬的片段，角色安莎和霍拉帕在默默喝咖啡後，觀看了賈木許的《死者不死》（The Dead Don't Die），《死者不死》也是一部以面無表情的幽默和社會評論而聞名的電影，與考裡斯馬基自己電影制作的主題和風格元素相呼應。
這一場景中，他們觀看電影後的讨論涉及到了與戈達爾的《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和布列松的《鄉村牧師日記》（Diary of a Country Priest）的比較。這種影片之間的對話和比較，展示了角色對電影的理解以及影片的主題，将考裡斯馬基的電影置于更廣泛的電影語境中，突出了他對電影史的參與以及他與其他電影藝術家的對話。《死者不死》的主題涉及僵屍啟示錄，可以看作是對《落葉》中存在的社會和生存問題的隐喻。
總之，考裡斯馬基的電影充滿了社會和政治主題。他經常談到貧困、異化和工人階級的鬥争等問題。盡管這些主題是嚴肅的，但他以黑色幽默和諷刺的方式處理它們。源于日常生活的荒謬和人物對環境的低調反應，凸顯了他們在本體論的絕望狀态“淚中含笑”地活着的艱苦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