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塔爾貝拉的《鲸魚馬戲團》講述的是對人民運動的政治性絕望的話，那麼安哲哲羅普洛斯的《鹳鳥踟蹰》講述的則是對政治家之重建新世界的沉默的憐憫。相對于塔爾貝拉，安哲的影片更多的聚焦于内在的人物（人物的内在），并且同時透露着一種自古以來的難以磨滅的戲劇傳統，一種神話的假設，一種憐憫的傳承。而塔爾貝拉的影片則更多的聚焦于這個外在世界（世界的外在），作為絕望的孕育。在這個意義上，安哲的影片更容易使人聯想起安東尼奧尼，而塔爾則更傾向于塔可夫斯基。

影片中的邊境elsewhere，呼應着《鲸魚馬戲團》的那隻鲸魚，一種巨大的隔閡，不可捉摸的秩序，一種天意、人為的世俗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