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衆号:高詩遠的電影群島
我很少能夠在電影院裡哭得死去活來,最近一次想必就是兩年前的《忠犬八公》。每一個能夠在電影世界當中流淚的時刻其實都異常寶貴,并且往往求之不得,最好能夠再給心髒加入一些微微的顫抖,讓身體不舍挪動一毫,深怕那股沉浸會稍縱即逝,眼淚留下的餘溫随着空調吹出來的冷風而慢慢退散。
《忠犬八公》的導演徐昂已經是個改編能手,繼《十二公民》改編《十二怒漢》之後,又開始創作出自己的第二部長片。故事大緻走向與日本的《忠犬八公物語》差不多,但是徐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将故事背景融入到三峽移民這一重大曆史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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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昂作為北京人,認為馮小剛早期導演的北京話賀歲片已無法與當下的北京相對應,短短十多年過去就已附帶着濃厚的複古氣息。并且如今的北京話,雖然依舊是普通話,但已夾雜着各類地域特色,此種中國語言系統的“去中心化”沖淡了人際交往的人情味。徐昂有次還重回自家老宅,非但沒有重新感受到記憶中的屬于老地方的溫情,還發現房子乃至整片區域都已物是人非。正是這些切身的體驗,讓他對當下的時代産生相應的落寞之感,這種落寞,也貫穿在他眼中的“八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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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最初指的是“思鄉病”,一開始作為心理學上的概念得到關注,然而随着現代化的不斷加劇,心理學内涵逐步失色,社會學意義成為懷舊的主導意蘊。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看似帶來更多唾手可得的美麗光景,仔細一看眼前卻都是現代文化的拼貼,文化發展的趨同導緻主體性的消失,從而讓人産生一種被迫淪為“移民”的心态。
根據阿萊達·阿斯曼的說法,社會記憶基于某一代際成員共同經曆了深刻的曆史事件而形成,其延續時間較短,大約三十年後新一代人承擔起社會責任後就會經曆改變。關于三峽移民的記憶基本上可以算作是社會記憶,而這一小部分人(主要是當地原住民)的社會記憶,又被替換為對中國人整體文化身份産生重大影響的文化記憶。文化記憶“對于一個社會的共同定位與回憶至關重要”,需要借助能夠長久地承載象征的實物作為載體,個體再進而通過閱讀、書寫、批判等多種形式參與,使其成為永久記憶。這部電影的出現,就是試圖将這種“文化記憶”書寫成“永久記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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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始終是懷舊書寫的主流中介,中國版的《忠犬八公》成功承擔起一個曆史學家式的角色,通過演員、道具、語言、燈光、音樂、服飾等大量符号的編排和重組,達到了對過往記憶再編碼的目的,跨越時空的舊情感因此油然而生。八筒(即中國版的八公)從三峽庫區現身,陳敬修在“《庫區開發與移民工作》考察組”去世,都寄托着徐昂對三峽移民這一曆史時期和社會變遷的某種感懷。
某些内容本身可能并不具備懷舊的特征,但随着時代的流變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公衆自身情感上的變化,依然可以被賦予特定的懷舊情緒。報紙是陳敬修一家的信物,八筒先送陳敬修到達長江索道,陳敬修再買一份當天的報紙讓八筒帶回家,已成為每天清晨的儀式。報紙作為高度的互動符号,與陳敬修和八筒雙方高度的共享情感緊密結合,群體内的身份符号得以産生,彼此之間的關系得以加強。當陳敬修去世後,八筒繼續和報刊亭老闆老馬進行這一項儀式,縱使外部世界已變化千百遍,八筒身體内部的日常時間依舊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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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由于每天都會發新刊,便相當于一種可視化的時間,堆積成小山狀的報紙都是八筒對于日常每一天的珍視與守護。就在去世的八筒身邊,擺放着一份能夠被觀衆清晰地辨認出标題的報紙,報紙上刊載着“城市雕塑期待‘重塑’”以及“大學教授考察途中去世”兩篇報道。城市雕塑建構着城市的品格與氣質,“期待重塑”則意味着該地的曆史與記憶需要面臨新一輪改寫,從時間的意義上看它指涉着前方與未來。而“大學教授”是否指的是已升職成教授的陳敬修,徐昂導演并沒有直接道破,但一個人的“去世”在大部分時候都屬于較為私人的記憶,它是一種停留在過去的結果。一份報紙上的兩個标題,就已經表明八筒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留守與掙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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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徐昂導演所言,把八筒拍得越像一條真正的狗,觀衆就會越往裡面代入人的情感。科技被廣泛使用的現代社會始終在呈現出“加速”的特征,過去在愈來愈快地流逝,又總覺得一切都還不夠快。或許正是因為八筒非人,得以擁有不被加速裹挾的能力,它的等待史與思念史,也在與現代人的兩相比較之下,折射出一段懷舊史。八筒這種停留在原地的對時間、對人情的忠誠,在如今看來已經顯得十分老派。但與此同時,在現代化加速的這一背景之下,這種“老派精神”也在呈現出愈顯獵奇的傾向,能夠讓現代性的主體短暫地湧現出一種無可抑制的沖動去試圖留住、重溫并贊美過去的心向。這種懷舊的念頭是對加速社會的反叛,同時勾連起遙不可及的社會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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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報紙這一印刷媒介之外,電視與紙币也成為現代性主體可被借助于懷舊的對象。徐昂導演并沒有給出具體的故事發生的年份,但熟悉足球的觀衆可以利用電視轉播的足球比賽來串起整個故事的時間線,從1997年甲A聯賽國安踢申花取得9:1的成績,到2004年亞洲杯半決賽中國隊在點球大戰中戰勝伊朗隊,再到2013年中國隊以1:5的比分輸給泰國隊,國足的實力從輝煌淪落到不斷突破下限,能夠與親朋好友聚在電視機前觀看比賽的日子也已成為看似遙遠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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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的輸赢,亦或是日常交易行為中的紙币交換也是一種人情的交換,當長江索道變成旅遊景點,紙币支付已成為掃碼支付,人與人的眼神交流、通過找零而建構起的肢體接觸,都成為一種沒有必要的儀式。這種儀式與“陳敬修在天台眺望長江對岸”以及“八筒在長江索道等待陳敬修回家”的性質基本一緻,生活的便利使很多行為變得無必要,而又因為大量現代性主體覺得,未從事這類無必要行為的時間已經夠長,導緻這類無必要行為與往日時光形成等價關系,從而引起主體們對往日時光的呼喚。
在生活日益便利,娛樂活動愈加豐富的顯著成就之下,一批批古街巷與古民居也出于發展的緣故而在被不斷拆除。城市在失去曆史與記憶的同時,當地人也因為記憶的載體,即包裹着大量日常碎片的司空見慣的舊年華被拆卸翻新卻又神韻不再,而感到與過往生活的距離以及自我認同的危機感。真正的懷舊滿足,可能隻能像留守到最後一刻的八筒那樣,于精神深處與陳敬修一同坐上看不到盡頭的長江纜車,到達本不可能到達的遠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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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評分: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