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廣播中響起日本天皇喑啞的嗓音，日本投降了，戰争結束了。與此同時，台灣基隆一戶姓林的人家也迎來了他們的新生兒，說來巧合，那個孩子剛一出生，原本因停電而昏暗凝滞的房間卻突然有了電，四周瞬間一片光明，仿佛預示着這個在動蕩年代曲折沉浮的家族迎來了新的希望與光明，動亂會過去，未來是安定與祥和的。
...而在此之前，台灣已經有半個世紀的時間處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中，作為殖民統治的一環，日本對台灣的民衆強制推行皇民化運動——包括“強制推行日語”、“推廣日本生活習俗”等舉措，因此電影中受過一定教育的本省人都可以使用日語，日本文化的痕迹更是随處可見，而像家族中文化程度不高的大哥林文雄則隻使用閩南語。日據時期給這個家族留下了深刻的傷痕，家族中的二子、三子都被迫參加日本的侵略戰争，其中二子在東南亞下落不明，三子在大陸當翻譯，在回到台灣之後一度喪失神志，陷入精神錯亂之中。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每個台灣本省人都不得不與“日本”産生千絲萬縷的關系，這種關系是一種複雜的纏繞，難以擺脫更難以面對，用電影中人的話說就是“奴化是我們自己要的？我們就那麼賤？”，當初被直截了當的“抛棄”，現在又直截了當的“回來”，這背後的代價隻能留給沉默無言的本省人。家中第四子文清和他的同伴寬榮在日本戰敗遣返日僑時要面臨與他們的朋友靜子分别的局面，亂世流離之時的分别可能就是此生的永别。靜子彈奏最後一首曲子，而寬榮隻能無言聆聽，最後靜子将一些物品作為禮物轉交寬榮的妹妹寬美，其中有一首詩：“我永遠記得你，盡管飛揚的去吧，我随後就來，大家都一樣”。
台灣的本土精英對于中央政府的到來是抱有期待的，他們充滿理想的相信未來，在酒桌之上，一批激情昂揚的年輕人唱起了《流亡三部曲》——“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但是接之而來的卻并非如想象般美好。1945年8月27日，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因而開始着手接受台灣并全面組織行政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台灣是不設省政府的，而采用的是集行政、司法、經濟等諸方面的長官公署制。
在涉及民生的經濟方面，陳儀是一個堅定的國家主義者和統制經濟的支持者，因此他繼續延續了日據時代的“專賣制度”，同時發展公營事業，但是他的設想很美好，在具體的執行方面卻大大影響了台灣的民生，使得本土民衆對國民政府的态度急轉直下。中國國民黨中執會秘書處所抄送的《台灣現狀報告書》提到：“台灣貿易公司設立方案，曾在中央設計局彙報時，被有關機關一緻反對而遭否決，現在又不顧一切重行設立。查日人統制素稱嚴密，尚且留台胞有經商餘地，俾得謀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顧及人民福利，連日人留予台胞謀生之商業亦剝奪淨盡，此使台胞感覺祖國之剝奪，有甚于日寇，而動搖其對祖國之信心，實得不償失”。專賣制度鉗制本省貿易，但由于國民黨政府自身的腐敗和對基層控制的松懈，導緻大批官員和幫派分子卻可以在管制之下謀取利潤，遂使得走私橫行、黑市猖獗，本土企業大批倒閉，民不聊生。當時雜志《觀察周刊》指出：“我國政治上處處學習法西斯，但是隻學了皮毛。現在台灣，理論完備了，執行卻出了問題。單就台灣維持彙率一節，即不能嚴格有效的管制或管理彙兌”，可謂切中肯綮。
除此之外，影響台灣民生的還有越發嚴重的通貨膨脹，由于經濟重建的需要，台灣急需大量資金投入，而當局的解決措施确是依靠大量發行紙币，因此通貨膨脹愈發嚴重。從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米價就上漲了5倍多，雞蛋漲了9倍，連鹽也漲了18倍多。物價上漲，使得原有的财政預算完全跟不上形勢，一再追加各種臨時支出，加重了政府對借債的依賴。電影中即有此表現，原本滿懷希望的寬榮與他的朋友在文清那裡聚會時就說“陳儀來多久？還不到一年，米漲了五十二倍”——他們對國民政府已經漸漸失去希望，認為老百姓在抗戰之後還要痛苦很久。而家中老大林文雄的感慨則更能代表島内大多數民衆的心聲：“反正法律是他們設的，随便他們翻起翻落，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衆人吃，衆人騎，沒人疼”。
...積壓的憤怒在1947年2月27日爆發出來，因一場騷亂而引發了一場波及全島的政治大波動，許多台灣民衆開始參與其中，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即立刻組織彈壓，一股恐怖的氣氛遂波及全省，片中林家三子文良因“漢奸”身份遭毆打，雖然因疏通而被釋放但也徹底成為廢人，四子文清被誤認為外省人而險些喪命，幸得寬榮解釋才得免。台灣本省精英林獻堂總結“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原因有五：“國内歸來軍屬被虐待而報複（片中文良的遭遇反映出這一原因）；青年失業、物價騰貴（陳儀的經濟措施）；野心分子從中煽動；學生純真易于誘惑；貪官污吏為民衆厭惡”。而更具體的原因，林獻堂則總結為：“一、人事之關系，長官公署九個處長，其次（長）、科長無一本省人，縣、市長有四、五人皆重慶同來者； 二、接受日人之工場、礦山及各種會社，皆為公營事業，多半停頓，以至生産少而失業者多；三、海外歸來之青年（退伍台籍日軍），有三、四萬人皆無事業，而政府不為之設法；四、米及物價騰貴，無從糊口；五、中級以下之外省人多貪污不守法，使本省人看不起； ......有此種種原因，遂乘專賣局緝私專賣煙草打死人而起暴動也”。歸根結底，“二二八事件”源于陳儀政府沒能妥善處理好與台灣本省人的利益與關系，本省人自身也是為了追求具體權益（民主、自治權利）而非追求獨立，這是值得注意的。
...回到電影本身來，其實我個人認為萦繞電影的是一種台灣文化中特有的悲情意識，這種悲情意識其實來源于台灣曆史中的一些曆史創傷，這些創傷共同構成了台灣本省人的曆史記憶與認同資源，并在今天為島内各種政治勢力所借用、利用乃至重構。老大林文雄代表這個島内的大多數，混迹低層，沒太多文化，隻是感到對于壓迫的憤怒與反抗，最終不明不白地死去，老二、老三有一定文化，在日據時期接受教育，時代改變後卻一個下落不明，一個被當作漢奸，最終瘋掉，而老四則不能聽不能說，有苦難言，就像台灣本省人的一個象征，各種苦難過去，依然隐忍，任其随風而逝。而導演侯孝賢的電影語言最适合講這樣一個故事，他的鏡頭語言隐忍、克制，盡可能把最真實的展示給你看，他自己也講拍電影不是從“意識形态”，而是從“人”出發講給你看，把那種“真實”公開講出來，也隻有這樣，從前的仇恨、嫌隙也有希望化解掉，這是他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