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誕生于60年代的《碟中諜》已經在大銀幕上結結實實地打到了第六集，客觀地講，《霹靂嬌娃》遠不是陳芝麻爛谷子的電視IP裡最成功的一個，存在感也并不特别突出。
一方面，《霹靂嬌娃》将女性主角引入了傳統上為男性的偵探故事，與同年代的《神奇女俠》一樣，成為了第二波美國女權運動的旗幟；但另一方面，動作/偵探類型依然是以男性觀衆為主要收看群體，富有魅力的女主們和花樣翻新的變裝元素，依然保持着具有時代特點的物化女性特征——誇張點說，這類電視的本質與三點式打拳擊的foxy boxing其實無異。
就連21世紀初，由McG打造的兩部《霹靂嬌娃》，也沒有脫離這一範疇。McG将富有個人風格的剪輯和運鏡發揮得一塌糊塗，加上時興的港式武打（袁祥仁任武術指導），充滿性暗示的緊身皮衣，異域風情和鄰家甜心一網打盡。然而，漫畫式的誇張情節過于簡單幼稚，角色性格單一缺乏深度，令其快餐屬性暴露無遺，作為快速消費品的命運也在第二部之後迅速偃旗息鼓。
作為幕後操盤手的德魯·巴裡摩爾，早在2011年就想在小熒屏重啟，但劇情之糟糕，動作之冗餘，選角之失敗，讓這套重啟劇連一季都沒堅持下去。而現在，迎上了第四波女權運動風潮的“查理的天使們”，能夠飛得起來嗎？
具有新時代“多樣化”特征的演員陣容，伊麗莎白·班克斯自編自導自演，試圖讓《霹靂嬌娃2019》擁有更強的女性賦權屬性。理想自然是很美好，但最終，毫無創新也缺乏實感的故事與人設，花架子也懶得擺的動作設計，讓這一理想僅僅停留在了“看上去很美”和“想起來很美”的程度上。
...究其根源，首當其沖的就應當是導演/編劇自己。盡管同樣是女性編導，伊麗莎白·班克斯和她的小雞電影，與硬核的凱瑟琳·畢格羅，甚至派蒂·傑金斯都相去甚遠。她在《霹靂嬌娃》乃至動作電影類型的認識上，也存在着令人震驚的脫節與錯位。
這一點從影片開頭莫名其妙的混剪可見一斑：且不說與影片的情節/場景完全無關，還有着一股廉價的MV範兒。而無處不在的，喊口号式的硬直台詞鈎直餌鹹，時尚大片一樣的服化道一塵不染，讓電影在強烈的架空感中，走到了另一個毫無實感的極端。
而《霹靂嬌娃2019》對女性角色充滿臆想而又缺乏個性的塑造，更是當今好萊塢憤世嫉俗的不良風氣的集中體現：女性完全可以毫不費力地輕取傳統情況下的由男性主導的工作。但這種無比光鮮的“花樣童話”，忽略的是“看上去毫不費力”背後的“必須非常努力”。
這樣的“好萊塢新女權”，與上個世代《霹靂嬌娃》的卡通化女性并無本質區别，而将這些紙片角色和荒謬故事置于更具現實感的背景之中的做法，要比前者更加危險。
前者至少知道自己吸引的是多多少少帶着性别偏見的couch potato和鋼鐵直男；後者則對這一群體有着原生的鄙夷，對類型電影大加政确改造而面目全非，當遭到傳統觀衆抛棄的時候，又能和布麗·拉爾森站到一起說，“這不是為他們拍的電影”。
那《霹靂嬌娃2019》到底是為誰拍的呢？如果說IP電影制作的目的，是保留原有粉絲流量的同時，去吸引新觀衆入場的話，那麼《霹靂嬌娃2019》和以其為代表的新“女權”類型電影，其目标則是所謂的，woke掉的觀衆。她們甚至不在乎這些觀衆是真的woke還是被迫woke，隻要這些人能夠和她們一起，在好萊塢創造出來的“空想女權主義大陸”上，手拉手唱《Kumbaya》。
當這些電影始終被一小撮人的問題和矛盾所把握的時候，這種比鴕鳥還要鴕鳥的行為，又怎麼能在真實社會裡産生真正的共鳴呢？無非是在小圈子裡彈冠相慶罷了。再好的花言巧語和冠冕堂皇，再正确和政确的指導思想，都無法掩飾這些電影在創造性上的無能為力。
花架子喊口号，寫真大片也想打救世界？顯然還是異想天開。
...但回到《霹靂嬌娃2019》，無論是伊麗莎白·班克斯，還是德魯·巴裡摩爾，又或是克裡斯汀·斯圖爾特為代表的三位主演，她們并沒有犯下什麼不可原諒的大錯誤。抛去本身有限的實力和水準，她們全部都是妄圖搭上女權運動便車的犧牲品。她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麼——盡管就職業屬性來說并不缺乏目的性——隻是在迎合風潮的時候迷了眼。
事實證明，僅僅靠着女權運動的口号，或者LGBT字母圈的（僞）光環（僞）加成，是不足以讓二線三線加過氣的組合一躍成為時代先鋒，也無法将模糊的女權主義推及和擴展到真正的個人主義。倘若以為喊喊口号擺擺造型，遞個可樂就能解決社會議題的話，那麼她們所理解的運動本身，也未免太過兒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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