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經曆着如此嚴重的存在危機，以至于需要以最激烈的方式，最極端的表達，來渡過這種危機。無論是對戰争成瘾還是對工作成癮，在這瘾的背後，相對應的是存在的空洞和由此引發的深層不安。如果說詹姆斯和瑞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當代英雄和時代精英，他們所選擇的成瘾方式，對大多數人有點遙不可及的話，那麼蔓延在平凡日子裡的賭博成瘾、酒精成瘾、電遊成瘾、網絡成瘾等等越來越普及化和低齡化的成癮方式無不昭示着這一問題。“瘾”始終隻是表象，而埋藏在其中的則是一種呐喊：我要如何使生活有意義？！而如果這關于意義的問題無法即刻尋求到答案，對于意義的需要無法及時滿足，則接下來，我們會退而求其次，接着追問，如何使生活不空虛或者至少體驗不到空虛之感。
如果存在危機是一種必然的宿命，如果成瘾是當下電影人所推薦的最有效的強心針或安慰劑，那麼在傳說之外，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做點什麼，來抵禦正經曆的無聊和絕望？
——《在雲端》
自戀的人隻能和工作共生，和職位與金錢共生，換言之是和物共生，而無法和一個人建立真正的親密關系。對于他們，那太可怕了：對人的依戀，意味着喪失自我，意味着被情感吞噬，那是他們的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量。
——《杜拉拉升職記》
暴力本身是無所謂正義的。任何施暴行為無論在當下有多麼合理的理由，事後看來都是借口。暴行是将受害人去人性化的過程，這是一個雙向作用力，對于施暴者而言，他們自身同時也被去人性化了。隻有将自己和内心的感受，将自己所有的溫情、柔軟和愛的體驗割裂開來，暴力行為才能繼續下去。所以，适應性暴力中的施暴者無論平日裡如何風度翩翩，優雅動人，或者美麗純真，楚楚可憐。在施暴的那一刹那，他必須用一個冷而堅硬的外殼将自己包裹起來，不能對施暴對象有任何感同身受的共通性情感體驗。用心理學術語來說，那就是一個共情缺失的時刻。
無論有着如何華美的外衣，暴力永遠隻是暴力。若缺乏共情的能力，人隻是本能指揮下的棋子。
暴力就是這樣，你必須選擇一個立場，而永遠無法和你的對立面共情。
——《無恥混蛋》《第九區》
有人說，愛情就是使人盲目，結婚總是讓女人頭腦發熱的迷藥。不過細細看來，在每一場婚姻騙局當中，愛情隻是煙幕彈，結婚的諾言則是一劑催化劑，而真正起效用、将這些女性推向陷阱的正是她們自己過低的自尊作祟。換言之，在所有成功的婚謀中，讓女性深陷其中、忘乎所以的，并非男人苦心孤詣的步步為營，這太高估了他們的智慧。這成功通常是騙子與受害人合謀的結果，是一場你情我願的騙局。
低自尊的女性在亞洲文化中并非罕見。和歐美文化相比，今時今日，無論日本還是中國，大部分家庭對女性或者對女兒的教養，總不自覺帶着點忽視。當經濟足夠發達的時候，這忽視或多或少被物質上的滿足所遮掩，然而，我們會發現，在對女兒的教育當中，常常會缺少一課，即對自身的欣賞與贊美。在女孩子成長的過程當中，她們不被鼓勵發展出張揚自信的自我，而溫順低調則每每成為被贊譽的美德。如果女兒不幸是長女，又或者出身在僅有獨子的家庭中，那麼奉獻自我則成了她所受教育中的第一課，她為家庭做出的所有犧牲都是天經地義的，并不能得到尊重與感謝。那麼，當她成人之後，遭遇到男人的甜言蜜語，生平第一次有人待她如珍如寶，告訴她她是有價值的，重視她，撫慰她，所有這些在她的成長中缺失的愛與關注統統在這個人的身上被獲得，她怎麼能不卸下防禦，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男人的懷抱中。于是，那些如夢幻泡影的纏綿，那些鏡花水月的諾言，變成她生命的意義所在，為此，她甘願奉獻所有。
一方面，低自尊的女性從骨子裡是不相信自己能獲得幸福的。她們被騙子所騙的必然，不僅僅源于騙子所編織的迷夢，還源于無意識裡深度的自我懲罰。因為低自尊，一方面她們極力尋求愛與尊重，另一方面，卻又覺得自己不配擁有愛與尊重。這觀點看似有點矛盾，然而，的确是這些女性，往往在接近成功或者快要享受到幸福時，會自我設阻，因此，讓她們與好男人打交道是極其困難的。往往，她們不是騙子的獵物，就是壞男人的犧牲品。
——《婚姻欺詐師》
孤單遇到孤單，孤單不僅沒有被放大，反而由于深層的被理解而被分薄了。
綿延一生的阿斯伯格綜合征也好，低迷時可以将人逼到絕境的抑郁症也罷，這些看似嚴重的症狀不過是将每個人都能體驗到的孤獨和無助無限放大。瑪麗和馬克思會感動我們，因為我們總是希望或多或少都有點笨拙膽怯，偶爾也不善言辭交際的那部分自己也終會獲得理解、被人尊重，以及得到溫柔的對待。
——《瑪麗與馬克思》
莎茲迷信數字，因為數字可以帶來某種固定的程式。在數字的強大推演下，抽象似乎變得具體，無形似乎變得有形，感情是如此飄渺難尋，人心是如此變化莫測，于是數字變成了可依賴的工具，讓那些都變得有迹可尋。不确定性帶來失控感，而如玩玩數量化的儀式遊戲，則可以帶來一切似乎是可控的假象。女人天生擅長這套神秘化的把戲：某種特殊顔色的石頭或能增加我的蜜運指數，雛菊花瓣的數目能揭示他是否愛我的答案，第N個穿過這扇門的男子會是我的真命天子。
尋求安全的巨大驅動下，強迫人格的人往往會對完美有着執迷的狂熱。他們總是完美病的患者，對生活有太多的預設，如果事情出乎他們的預想，那麼一片意料之外的小小羽毛也會帶來滅頂之災，一點點的瑕疵都是把生活推離出正軌的洪水猛獸。任何出錯的可能都不被允許。
也許，在這個連物理學都不得不接受測不準原理的世界裡，在這個充斥着謬誤，而真理往往建立在不斷的試誤的世界裡，在這個我們必須面對林林總總的模糊和不确定性的世界裡，對完美的追求，其實就是一個笑話。
——《十一先生》
張愛玲在小說《色·戒》的後面寫到，“他們是原始的獵人與獵物的關系，虎與伥的關系，最終極的占有。”為虎作伥，說的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被虎吃掉的人，死後化為伥鬼，專門引誘人來給老虎吃。這是一種與攻擊者認同的方式，受害者在犯罪者的強大心理優勢壓迫下，認同了他的價值觀，最終害人害己。
這顯然是荒唐的，荒唐得一如王佳芝一廂情願地以為易先生是愛她的，以為他們之間那些激烈的男歡女愛，以為他在她懷裡流下的那滴眼淚，以為他為她相中的碩大粉鑽，所有那些心動的痕迹，都是愛的證據。可笑的是，老易在恩将仇報地處決完王佳芝之後，也以王佳芝為知己，以為她是愛他的，覺得有這番際遇，可以“死而無憾”了，很是自我陶醉了一番。這是一個冷酷的諷刺：不相愛的兩個人，在自作多情的“被愛”的誤會中，産生了某種謬以千裡的共鳴。
和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有關的故事都是以悲劇收場。那些不惜動用暴力，威脅别人生命的人絕非英雄，他們那偶爾的憐憫不是慈悲，施予的恩惠不過是試圖給受害人洗腦的籌碼。他們本質上是極度自私的，就好像老易，他自己是決然不肯死的，最後犧牲的總是别人。他們偶爾的溫情和關懷，更像是鳄魚的眼淚，豺狼的善心，即便不帶或明或暗的目的性，也是一種極端自我狀态下的刹那失神。他們并不真正具備共情的能力，不能對别人的喪失和痛苦感同身受。寄希望于害人者，恰似與狼共舞，與虎謀皮。最後要麼就是失去自我，成為害人者的傀儡或幫兇，要麼失掉生命，落得滿盤皆輸的下場。
王佳芝是個被父親抛棄的女兒，被心愛的男人放棄的情人。對于她而言，愛從一早就是缺失的，歸屬感也無迹可尋。沒有錢，沒有親人，沒有生存的根基，為了一個模糊而看似偉大的理由，貞操也莫名其妙的失去了，和一個猥瑣的、有嫖妓經驗的同學。她生活困頓，朝不保夕。人之所以屈從于暴虐，一定和内心的恐懼與軟弱有關。
薩特有雲，他人即地獄。而在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中，自己内心深處的缺失和不安全，就是将自己推入地獄的那雙手。
——《色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