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坂本幸太郎在《一首小夜曲》中說過的這句話,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

“一想到為人父母居然不用經過考試,就覺得太可怕了。”

相比于“我從哪裡來”,或許我們更應該向父母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要生下我?

是出于愛,傳宗接代,或者僅僅是個意外?

今天要推薦的這部電影,就直面了這個問題。

《迦百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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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它在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角逐中惜敗,但豆瓣評分遠遠高于最終獲勝的《羅馬》,拿到了8.7分。

國内外一片稱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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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納迪.拉巴基出生于黎巴嫩,在内戰的紛亂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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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位從戛納電影節走出來的第三世界女導演。

2007年的處女作《焦糖》,在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進行了首映,口碑票房雙豐收。

四年後拍出《吾等何處去》,入圍了2011年戛納電影節“一種關注”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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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8年的《迦百農》,拉巴基完成了從平行單元到一種關注,再到主競賽、角逐奧斯卡的進階。

更重要的是,拉巴基這一次,并沒有像前兩部作品那樣,将沉重的題材冠以喜劇之名,而是用紀錄片的形式拍攝劇情片,把苦難交還給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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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的第一幕,一個瘦骨嶙峋、頭發淩亂肮髒的小男孩,看起來頂多7、8歲。

然而醫生仔細看了他的牙齒,判斷他的年齡為12、1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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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紮因,正是這部電影的主人公。

接下來的片段,是一群男孩在一個廢墟裡抽煙。

點火,吸入,從鼻腔内排出,傳給下一個人,動作熟練得讓人驚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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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呢?他們的父母去哪了?

鏡頭一轉,來到了一個庭審法庭上。

紮因因為持刀捅人,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期間,他起訴了自己的父母,理由是:

因為他們生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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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結構是很常見的倒叙模式,借着庭審中原告與被告的争論,逐步串起主人公之前的遭遇。

紮因一共有七個兄弟姐妹,一家人擠在一間破屋子裡,中間用一塊布隔成了兩個“房間”:一間大人的,一間孩子的。

到了晚上,紮因和弟弟妹妹們還得聽着到父母在旁邊做愛的聲音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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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紮因父母身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黎巴嫩乃至大多數國家的人口亂象: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生存問題非常緊迫。

紮因全家都是黎巴嫩最底層的人,為了賺錢養家,孩子們跟着父母做各種違法的勾當過活。

比如,給監獄裡的人賣曲馬多(一種違禁藥品),而制作曲馬多的材料,是靠撒謊到藥房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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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紮因作為家裡的大哥,需要負擔的更多,就像是矮小的孩子身體裡住着一個成年男性。

他做着與年齡、身材不相稱的活兒。比如給雜貨店打雜送貨,搬煤氣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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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有着與年紀不相稱的成熟。

比如在雜貨店的老闆,想用零食讨好他最疼愛的妹妹薩哈時,他轉個彎就把零食給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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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要從紮因身上找到屬于他這個年紀的一點點痕迹,那就是他非常渴望能上學。

無論校車什麼時候經過,他都會停下手中的活,死死地盯着,直到車從他眼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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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針對貧困兒童就學問題,黎巴嫩的學校不僅不收學費,還會給孩子們發衣服和食物。

即便如此,紮因的父親堅持“上學無用論”,以“要去雜貨店幹活”為由拒絕了紮因的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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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原生家庭和生而不養的父母,讓早熟的紮因深谙成人世界的陰暗。

所以在妹妹第一次來月經時,他立刻去雜貨店偷衛生巾,敏銳地瞞着父母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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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悲劇依然不可避免。

妹妹薩哈十一歲時,雜貨店老闆用幾隻雞買走了她。紮哈拼命阻止,隻換回了父母的一頓拳打腳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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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家庭徹底失望的紮因決定獨自離開。離家出走後,他來到了一個遊樂場。

摩天輪、旋轉木馬這些遊戲原本會讓人快樂開心,而在紮因臉上找不到絲毫痕迹。

沒有任何詞彙能形容一個孩子滄桑之後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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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園裡發生的一幕令人深思。

紮因脫去了一個女性模型的外衣,使其露出了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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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節設計,與台灣女導演文晏作品《嘉年華》有異曲同工之妙。

《嘉年華》裡的夢露雕塑,代表着當下社會對女性的欲望投射,而紮因的這個舉動,無疑是對母愛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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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體會過家庭溫暖的紮因,實際上從未真正被“哺乳”過。

他在尋找那位缺席的“母親”,一個原本應該給予孩子無限疼愛與安全感的人。

好心的遊樂場女工泰格斯某種程度上便是紮因需要的母親。

她收留了走投無路的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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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因第一次得到一個成熟女性的庇護,兩人度過了溫馨的時光。

泰格斯信任紮因,會請他幫忙照看自己的兒子約納斯,會從遊樂場偷别人吃剩的大蛋糕給他吃,也會每天給他做飯......

然而好景不長,泰格斯因為非法滞留被逮捕了。

此時,紮因又從被庇護者轉向為庇護者,像位“母親”一樣照顧約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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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泰格斯再也回不來後,起初紮因還能靠小聰明維持生計。

比如偷鄰居家孩子的奶瓶,裝成叙利亞人去救濟站騙吃的,自制曲馬多水賣錢,搶鄰居小孩的滑闆給約納斯做個“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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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靠賣曲馬多水大賺一把,能帶着約納斯一塊移民瑞典,結果房東猝不及防用一把鎖将紮因打回了“解放前”。

隻會要吃要喝要拉的約納斯完全成了拖油瓶,沒房沒錢的紮因隻能狠下心來試圖丢棄他,丢不脫後,紮因走上了父母賣女兒的老路——把約納斯賣了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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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到這一刻為止,經曆過缺乏喂養——自我喂養——喂養子女——對子女放手的紮因才算真正長大成人。

或許從紮因的經曆中我們大緻也能猜出紮因父母的冷漠和麻木從何而來,這是無數次被現實打擊碾壓後無奈的選擇。

好在經過兩小時苦難轟炸後,影片最後給出了一個美好的結尾。

約納斯最終被送回到母親身邊,紮因全家人也有了新的身份,即将前往瑞典定居。

這也是第一次,紮因在鏡頭前露出了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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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導演飾演的女律師一角,其他角色均由素人出演。

尤其是男主贊恩·阿爾·拉菲亞,他本身就是叙利亞難民,其他演員也都有相似的生活經曆,故而所有人的表演真實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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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影片的光明結尾,現實生活中贊恩一家也已經移民挪威。

去年底,導演拉巴基宣布了他的現狀:

“他終于獲得了挪威的護照,已經被安置在那裡三、四個月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去上學。他正在學習如何讀寫。他重新獲得了童年。他在花園裡玩耍;他不再玩刀子和垃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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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片名的來源:迦百農,聖經中的地名,系加利利海附近一域。據稱耶稣開始傳道時,即遷居此地,有不少神迹和重要的事情在這地方發生。

紮因和贊恩是幸運的,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呢?

雖然影片中紮因将父母告上了法庭,但導演并沒有簡單地把罪過歸到父母身上。

因為紮因的父母其實也是受害者。

由于窮和沒文化,他們活在種種現實枷鎖中,無法掌控自己的一生,瘋狂生孩子就是最典型的體現。

一個人連自己的命運都控制不了,何談造福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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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即使努力抗争,仍免不了殊途同歸。

歸根究底,錯誤不在父母身上,而是将人拉近深淵的社會。這片土地的絕大部分人沒有家和愛,有的隻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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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來說,倫理問題和經濟、政治問題息息相關。

影片内,年幼的紮因通過控訴父母發洩不滿;影片外,很容易看出這是導演在對黎巴嫩整個社會發出質問。

正如導演拉巴基所說:在黎巴嫩這種貧窮和混亂的國度,每一部能夠成功制造出來且獲得國際關注的電影作品,都是尋求幫助的呐喊。

這種紮根于現實,替沉默的大多數發聲的電影人,他們期盼的往往都是讓這個阻撓他們發聲的地方,能夠變得更好!


本文作者 | 枕雲 @文化咖孵化工場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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