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在前面，作為一名喜歡了三弦很多年的布袋戲迷，出于對他無條件的支持，我給這部不及格的作品打了五星。與此同時，這部電影也成功地實現了三弦在我心中的祛魅。寫這篇批判多于贊頌的影評的目的不是為了指摘，而是衷心期待，經過這次失利，下次卷土重來三弦編劇會做得更好。
“任何人的死亡都損及于我，因為我與全人類息息相關”，語出英國詩人約翰·多恩，引自小說《八百萬種死法》。電影開篇就為觀衆出了經典倫理學命題，即電車難題的變種，“殺好人救壞人”，一個好人和一群壞人同時面臨生死，隻有“我”才能決定他們的命運。正因為這一難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正确答案，那麼，無論主人公選擇哪種做法，都必将面臨來自功利主義和道德主義的雙重審問。
如果劇情走向足夠證明好人值得死、壞人值得救，從而弭平觀衆對開篇的質疑，這種謀篇布局尚可以起到先抑後揚的作用。遺憾的是，影片反其道而行之，先入為主地渲染善消惡長的的社會氣氛、展現執迷不悟的愚民和逐漸惡化的外部環境，并且，丁果殺死孝文後，孝文的養父因貪欲變成鴨子，進一步強調了愚民不值得被拯救的觀念，這與絕大多數人的道德直覺背道而馳，既然不值得被拯救，那麼為什麼要去拯救呢？邏輯上的不自洽形成古怪的自相矛盾和道德直覺困惑，影片的荒誕感自此而生。
惡行不是善的手段，善也不是惡的目的。“彼岸花＋宿主——烏合之衆”的二元對立，是荒謬的極端僞命題。彼岸花隻生在善人身上，而它會放大人的惡，無異于将善引為“惡因”，而把惡歸咎為“善果”。即便在基本環軌場景電車難題中，兩種選擇的關系也相互平行，而非互為因果。為解決電車難題，雙重效應原則作為社會共識應運而生。其基本前提是，“壞的效果是作為預見到的副作用而遺憾發生的，不是行為主體所追求的”并應當“努力盡可能避免或降低壞的效果的危害。”尋迹者丁果和殷鳳的行為動機，已經遠遠超越了電車難題的邊界，即“将傷害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影片前三十分鐘，幾名彼岸花宿主或被說服放棄生命，或被一刀斬殺，超出了雙重效應原則的普遍共識，也超出部分觀衆的道德阈值。
李淩霄導演在通稿中對影片的宣傳是“一場善惡抉擇的人性考驗”，考驗本身不适合成為影片的主題，恰似《賭博默示錄》的賭徒行為、《唐山大地震》隻救一個的抉擇，選擇在叙事中作為橋段而出現，其内蘊是彰示主人公人格心理、推動情節發展，偏偏不是劇作的核心。尋迹者丁果從一開始就遵循妙先生的指引，成為一個堅定的尋迹者，其他的尋迹者，和他的争辯僅僅局限于方法論的層面。從未有人從根本上質疑這一決策的合理性，尋迹者未經曆自我質疑與群衆質疑，考驗隻指涉選擇本身。單純的善惡二元論無法與沖突挂鈎，因為它不指向結果。既然選擇無法指向沖突，選擇這個詞本來帶有的含混的二元性被同時抹殺了。影片提供的視角不再是電車難題，而是有人選擇了一條鐵軌，觀衆眼睜睜看着那條鐵軌壓死無辜者的過程。
影片前三十分鐘囊括了三段關于彼岸花宿主的故事，緻力于展現妙先生領導的世界觀下的芸芸衆生，但受限于篇幅，這種嘗試顯然不算成功。群像化的生平鋪排帶來MV般的觀看體驗，因為角色間缺乏内在聯系、筆墨側重于追溯人物的“過去式”和内心掙紮，而放棄了剖面展現角色視聽的“現在時”。同樣是人像展覽式的劇作，《茶館》沒有為每一位角色編寫完整生平故事，隻展現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幾個“現在時”剖面，和角色此時此刻的對話，就已經生動鮮活。相比之下，最成功的角色恐怕就是蕭笃了。用逢賭必赢作為角色标志性口頭禅，讓他有了第一個記憶點。小偷小摸和打賭投機勾勒出玩世不恭的市井氣息，與彼岸花宿主的“好人”身份大相徑庭，避免角色落入“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的窠臼。此外，蕭笃始終處于現在時語态，沒有回憶間離擾亂觀影的連續性，他的形象更具“實感”。
一直以來，三弦最擅長的都是草灰蛇線伏線千裡，90分鐘的篇幅意味着盡可能壓縮長篇寫作者的發揮餘地，把多個故事在有限的時空内。終于，這位我最喜歡的編劇，也暴露了自己的短闆。由于長期經手情節推動的布袋戲，三弦疏于将媒介指向自身，以達到藝術的反思，留給影片的留白太少，講不滿的故事太多。次要角色的故事占用了有限的觀影時間，而這些段落對推動情節發展及揭示主題作用寥寥，無怪有影評認為影片重于說教。除了中心叙事情節的不足，被诟病說教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角色行為存在巨大争議時，特别是是出現在主人公身上，用說教闡述其行為的合理性，以勸服觀衆接受在所難免。丁果、殷鳳、梁爺爺乃至鴨子，無一不在用剩餘的留白空間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地訴說人性的脆弱險惡。填鴨式的灌輸道理并不能引起觀衆内心的情感沖擊，相反，成熟的觀衆對此更加反感。
閱讀和觀影的腦内活動區别在于，觀影的時間是連續的，觀衆沒有自主思索的時間，而閱讀可以停頓。觀影時，觀衆沉浸在故事中，沒有思考的餘裕，對于說教有天然的抵觸情緒。
三弦曾經在微博也說道，“看戲的時間是不會停止的，看戲時除了聽覺外，還有視覺跟腦内反應時間。”無論主人公的選擇是否符合觀衆的預設立場、故事是否合口味，絕大部分的觀衆都會将去電影院看電影視為娛樂活動。且不論影片的哲學架構是否合理，道德立場是否經得起批評，對于任何一部思辨性大于故事性的作品，即便觀衆在漫長的邏輯讨論後得到一個自洽的答案，也是以犧牲觀影的娛樂體驗為前提的。
電影最大的漏洞在于，冰纨玉——苦寒症——蟬——彼岸花之間的兌換機制不符合當時社會背景下的一般經濟學模型。一般情況下，任何一種社會發展階段的普遍貧困都源于不合理的勞動産品分配制度。在《妙先生》中，冰纨玉是一種粗加工或無加工的享受型消費品，并未擺脫基礎的個體生産方式，因為沒有細化分工，生産資料和商品始終沒有離開采集者，那麼采集者勢必掌握議價能力。在孝文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知道村民擁有生産資料，他們不是被雇傭勞動的流民，因采玉造成普遍貧困，合理性就更低了。更吊詭的是，為了生産享受型消費品抛棄土地，淪為開采玉的手工業者，是從有産者到無産者的自甘堕落。而且一旦加入開采，勞動者必将面臨苦寒症纏身的結果。苦寒症是自然施加給人的債務，隻有通過蟬才能緩解，無疑等同就是一種長期剝削的債務奴隸制的變體，從開采的那一刻起，枷鎖就牢牢的拴在勞動者脖子上，唯死可免。試問，這樣不劃算的買賣有誰願意接受呢。
短短一周，《妙先生》從上映到下線，經曆了電影票房和口碑雙撲街，其實偶然中恰恰透露着必然。從點映時“願你善良，祝你平安”的宣傳詞和pg13的噱頭早已能夠獲悉，這是一部以“暗黑”“成人向”為剝削題材的動畫視頻，而不是踏踏實實講故事的電影。所謂剝削電影，就是70年代以來用聳動話術和煽情材料吸引觀衆，以“剝削”為促銷題材的電影類型。暗黑、人性、暴力這些應當隐匿于人物和情節之後的元素和主題被移送到觀影之前，并過度剝削，成為一種具有煽動性的廣告兜售标語。
在當代的華語主流電影語境下，院線電影的觀衆兼有主流的窺視期待 ，即觀看一個故事的期待；也有對吸睛題材的期待，即剝削期待。但是，現有的審查制度往往無法實現第二點要求，那麼優良的視聽就顯得尤為重要。被廣為诟病的剪輯把後半部分劇情節奏肆意打亂……太亂了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批評，爛得下不去手。和剪輯相比，不貼合角色的配音、比例失調的人物造型顯然已經不算缺點了。奈何緻力于制造剝削影片的制作團隊又忽略了對叙事的精心打磨，視聽、劇本、宣發全面崩盤，影片的失敗也就不在話下了。
重看一次結尾，才發現是15年改編的，不禁心下釋然。彼時國産動漫尚在摸索中，這些弊病就像小兒踉跄的步伐，走着走着就好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完………………
（說在最後，關于宣發的部分，我想我是帶有私怨的。幾年前，《大護法》宣發團隊消費已故導演吳天明先生，我對此十分反感，并拒絕去院線觀看。幾年後，看到出自同一家工作室的影片，就算編劇是我最喜歡的一位，也不免骨頭裡挑骨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