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費時比照客觀現實與影片呈現的異同，電影畢竟不是現實的拓印機，最多是一條漸近線。電影的時間是有限的，對一部故事片而言，那些支撐起有限時間的文本必然有要講述的東西。對于當代生活故事的書寫，則更要找到若幹足以證實影片内容可靠性的形象記号。而建立這些記号的過程，時常在暗中指向了其他跟“真實”不沾邊的意識形态内容附屬品。意識形态批評試圖深挖影片直接呈現的與刻意隐藏的内容，找到意識形态如何将自己悄悄篆刻/書寫進影片文本中。
本片講述的就是當代北京以及關于北京（不隻是當代）的方方面面。而講述者，是一位靠收房租、撰寫美食文章過日子的中年原住民——谷文通。我們可以斷言，北京就是谷文通。作為一部标準的“城市紀錄片”，《白塔之光》都通過谷文通之眼講了關于北京的什麼呢？
不難發現，導演近乎是渴望地向觀衆輸出這樣的觀點，即：北京是中國文化和曆史的雙重中心。這種表達欲還體現在影片文本的互文中。如果觀者對北京一無所知，通過對影片文本的讀解，我們大概可以構建出這樣一個北京：院子是魯迅住所，醫院是顧城出生的地方，天空有鴿哨，酒店服務員愛看羅蘭巴特，路邊雜貨店小妹偶像是坂本龍一。影片中頻頻出現的複姓、白塔，都指向某種曆史性的記号。谷文通的住所書堆成山，且作為一個曾經的詩人，他時刻懷抱着一種似乎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憂郁。作為影片主角，以及電影所有人物關系結構的中心，更是在行為動機和角色成長的叙事學層面上證實了這一“中心”的指向性。
北京即中心的意識形态建立方法，還體現在影片人物命運安排的“獎懲機制”上。北京，有的人想出去，他去了法國且自殺了；有的人棄北京（谷文通）而去，最終落得癌症晚期；也有人本就是異鄉人，被老闆拖欠三個月工資，但能幸運遇上一個體貼的房東；還有外來客，離開北京追逐必然失敗的愛情，結局不言而喻。這看上去像是以一種僞人種學為基礎來書寫人物命運。
作為意識形态批評的基本法則，值得我們注意的除影片文本外，還有那些不曾講述的、被刻意忽略或者改寫的現實内容。近幾年，由“北京大媽公交車嫌讓坐慢”一事引發的對北京人排外的讨論，衍生出了“北京的爺就是爺”之類的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嘲諷聲音。通過讀解本片文本，會發現本片不隻是城市宣傳片，也是力圖為這座城市洗清白的世俗神話。不過，這一意識形态腹語術是徹底失敗的，它不僅沒有成功彌合這一裂縫，沒有重新在個人與他的生活狀态之間建立完美的想象性關系，反倒讓人反感了。也就是說，這是一部北京人看了會樂呵呵，而外地人，特别是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看了會備感受辱的電影。
《白塔之光》并沒有刻意美化外地人群在北京的艱難處境，但别有用心地發揮了谷文通作為北京象征符号的“拯救者”功能。影片的重點不是展現外地人員在北京生活的壓力，而是北京以一種曆史賦予的耀眼神采包容所有傷心的孤兒。在一場戲中，外地模特青年受生活壓迫痛苦絕望，谷文通即時出現，通過幾句話和強迫青年發洩的一系列尴尬行為，就這樣拯救青年于困境。我們不能忽視谷文通的房東身份與外地模特青年的租客身份，導演似乎借谷文通之口重寫了這一“本地與外地”的故事。在這個版本裡，北京不再是大衆認知中那個排外、讓人讨厭的自傲形象，結合前面說的，北京成為一個包容、大度，同時富有文化氣質的詩意拯救者。
在片中谷文通多次以父親的身份出現：他是笑笑的父親，是北花開玩笑時嘴裡的父親(自稱過是北花的父親)，也是那個越來越像北戴河的孤身老父親的父親，影片的最後，谷文通甚至直接變成了自己的老父親。可以說，他是所有人的“父親”。甚至在自己父親面前，他也是永遠掌握事情對錯标準的那一個。他比他的父親還要“父親”。戲谑的是，他貌似對父親這一身份感情複雜，時而歡迎，時而厭惡，時而恐懼。在行為和表現上，他确實是一個标準的“父親”形象：永遠克制，深谙人情世故的種種，時不時的說教。不管谷文通是否真的享受當爹，似乎所有人都是無比歡迎地當他兒子（女兒）：北花的某種俄狄浦斯情節、笑笑的親近、父親極其渴望獲得兒子的認可和關愛、以及身邊無所不在的來自異（同）性的愛慕……
在同學聚會這一場戲中，當老同學們聚在一起歌唱《北京歡迎你》，他們為自己曾經是北京人感到傷感，好像你我都踏入了同一條河流，在赫拉克利特式的永恒變化與相互轉化中成為時間的棄兒，即使你我之中都是“八旗子弟”、大房地産商、最差也是北京有房的小房東。筆者與片中幾個文藝青年一樣是非北京人員，08年這首歌病毒般傳播時，家那邊最流行的版本是：“我家大門不打開，看你怎麼進來/翻牆進來摔死活該，我為你買棺材”。北京究竟是不是統馭一切的爸爸，這一點還無法敲定。就本片而言，妄圖以一種僞裝過的高傲來為高傲本身自證，其行為既猥瑣又尴尬，不禁讓人回憶起一年前的某座“英雄城市”。這也給了我們啟示：欠缺打磨、不逢時的意識形态灌輸在越來越機智敏感的觀衆面前必然是螳臂當車，結局定會敗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