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話語體系内兼顧了正直敢為負責的建言功能與以低姿态輕巧撫慰人心的出氣筒效果。為了讓影片精微地置于意有所指而又得以被接受的那一平衡點上（天台上的獨木橋？），文本從始至終有一種流暢自如而又無處不意在言外的暧昧豐富感，比如最後選擇與首腦同道，是無奈之舉亦或審慎之方殊難确證（影片的最後一句台詞：咱們這回站對隊伍了嗎？則無疑揭示了更多）。這樣綿裡藏針的處理俯拾皆是，使得充滿荒誕戲谑意味的欽差大臣劇變體俨然化作側寫、映射彼時今日政治格局的照妖鏡。以目前的包括審查與市場的要求來看，作為一部内地院線作品，幾乎已經做出了臨界的表達，很難指望再有更進一層的掀翻天窗了。不過聰明的是，劇作者顯然深谙中國人世情積澱深厚的言談縱橫之術，卻故意以一種孩童式的捉弄語氣來輕巧地實現撬動與解離（以一個來自過去的、過于老實單純的中年員工及一個來自晚進的、過于率真而不屑心機的年輕人，更為反諷的，是插入一個外似八面玲珑實則哪頭不讨好的magic，有趣的是，這個受氣包喊出了幾乎是全片最直白露骨的一段台詞：他們能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辦法搞我們），這樣也就減去了油滑與露骨的說教之氣。（如何讓“我的未來不是夢”聽起來不那麼刺耳？那就間插一段rap吧）。這是深合喜劇要義的，以一個放縱無忌的遊戲姿态去讓那整個壁壘森嚴、布局嚴密的危險的反派體系瞬間顯得渺小，進而毫不費力地解構掉。正是因此遊戲的心态我們可以不必苛責告禦狀一幕的生硬忸怩，在這裡，重構與解構的強度幾乎是一樣的——一個玩笑，一次幾乎随便的遊戲。真正寶貴的是玩笑/話語間留駐的對于病情與症結的委婉指涉，這是具有嚴肅性的（如果平衡遊戲性與嚴肅性，或者如何乃至是否有可能兼顧洩憤爽文與強有力的針對性的現實表達這兩者的關系，那當然另是一個大問題）。同時，除了細密縫綴草蛇灰線的文本，近乎自由的動作性亦得到了有力的張揚，我們看着胡建林自如穿行于迷宮般的寫字樓空間（Johnny keep walking！），其輕巧度不亞于簡潔走過的那二十多年的身在鉗工崗位的時間。前半段那些空間，不論是空曠的亦或是密閉的，人物都可以發揮一定的、有時是奇怪的互動性（那些豪華房間、做錘子的工間、洗腳房、甚至是一個廁所），同時卻又無往不被這迷離的布局所牽扯鉗制，一如複雜困擾的職場關系的外化（一面牆就可以屢屢分隔隸屬不同勢力的人們，可以經由影子照見那常被利用的所謂“人性”，而廣闊天台上的橫梁我們一忽橫沖直撞，一忽又必須謹小慎微）。在此對照之下，最後直白的舞台聚光燈下的陳情都稍顯刻意了。充滿意趣的台本，确實經由實在有效的空間調度而得到激發。不在話下的，尚有成熟的視聽審美（配樂、以及類型濫套的消解，嫌最後一分鐘老套？别急，停下來搖個人先），以及敏銳的、卻又不同于韓延那般拙劣獻媚的對于新興媒介的合宜運用（說唱元素，以及完全短視頻風的那段供認視頻，同時，誰都得承認高級的玩法是創造流行語（啥叫顆粒度啊？），而不是過時與忸怩的挪用）。現狀以下，站對、站好隊伍不是容易的，尤其忌既要又要，兩腿一伸踏進兩條船還要保持平衡是不可行的。做一部商業喜劇，立場問題似乎是半決定了的，但倘來比的話，《年會》好像綠幕下的特效動作大片，其實就是虛假的，是沒有危險的，但于觀衆，确是有那麼驚險亂真的觀感在，因而也就能促生一種真切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