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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萨拉热窝看了一场电影。

来前偶然一查，发现了这场世界人权日特别放映，由萨拉热窝电影节主办，联合国妇女署与瑞士驻波黑大使馆协办，免费入场，于是我默默记在心中。电影放映在下午六点，于是白天里我在肃杀萧瑟、千疮百孔的萨拉热窝走了一个来回，走过满是弹孔的街道，走过仅仅百米就三度开放的血色玫瑰，走过背着手沉默不语的铁托雕像，走过长明火，走过拉丁桥。大雾弥漫，寒风侵袭，极度沉重压抑之际，我沿着米利亚茨卡河顺流而下，在五点已经黑透的巴尔干腹地走下午的夜路，来到了Meeting Point电影院。

我猜想这里是萨拉热窝最大的艺术影院（也许也是唯一一家），与放映厅相连的咖啡厅里贴满了历年萨拉热窝电影节的照片。与这个浪漫的影院名字一样说来可爱，萨拉热窝电影节的标志是一个手绘的线条心形，奖杯也是这个心形，获奖者捧在手上，有如被压入二次元的世界。我来前非常担心放映只有波斯尼亚语字幕，于是向工作人员询问，得到了“有英语字幕”的答复后才长出一口气。而直到在影厅里坐下，我才隐约意识到，在世界人权日当天，在萨拉热窝这个承载了太多历史与民族创痛的城市，放映俄乌战争前线的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表达。

今晚观看的电影是《Cuba&Alaska》，一部描述两位在乌克兰战争前线的随军女护士之生活的纪录片。这部由女性导演，以女性为被摄对象，通过女性主义视角抵达女性主义内核的战争纪录片，始终保持着轻快的节奏与克制的调动，点到即止，绝无滥情，于是一种绝境中蓬勃生长的乐观主义自然而然流露出来。在别无选择时，这种坚韧与温柔，正是电影最独特的所在。

第一组对照关系存在于两位被摄者之间。正如两人在救援行动中的代号那样，Cuba开朗的笑声与外放的情感颇具拉丁美洲热烈如火的风情，Alaska则笑称自己拥有北极圈一般冷酷而高傲的性格。两人的生命经验也在Alaska意外受伤后走向截然不同却两面一体的分野：Cuba继续奋战，直到战争夺去她新订婚的未婚夫的生命，但她依然笑对自己“怎么还没死”的生活日常；Alaska的经历则像雾中燃烧的极地太阳，冷峻压抑又不可忽视，在被迫离开战场后，在身不由己的“自主选择”里，她挣扎并完成了身体尊严与个人追求的重建。

另一组对照关系则是俄乌战争的前线与后方。电影开篇即是两位被摄者的自白：“我们是自愿来到前线成为随军护士的。”伴随着我们熟知的战争纪录片镜头段落：影像模糊，抖动，突然中断。随后，通过构建基辅和西班牙跳动的视点，导演再现了一种“后方的生活”。“我每天都在多邻国学西班牙语。它一直夸我说得好极了，尽管我其实什么都不会说。”令人会心一笑的对话背后，是通过难民政策移居西班牙的Cuba母亲改换风物、重学语言、颠沛流离的处境。而当Alaska意外受伤不得不回基辅疗养复健时，她的身心都陷入困顿与抑郁。在经过努力回到战场后，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战争前线，我感觉到更安全。”由此，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在生活里无孔不入的战争、如何处理持续而弥漫的焦虑与创痛，成为电影不可回避的命题。

在映后对谈中，这个话题被再次讨论。除了导演，四位与谈者都是亲历了萨拉热窝围城四年的波黑内战受害者。他们有的在那以后不再看任何战争电影，因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有的则质疑了“自愿前往前线”这一叙事的真正含义，表达了“战争之下无自愿”的反思；有的告诉我们“围城里最难熬的不是疼痛，而是饥饿”这种细密又刺痛的体验；最令人心下震悚的则是一句对“在前线更安全”观点的回应：在后方生活的人，痛苦并不亚于在前线战斗的官兵，我们需要学会与如空气般成为生活背景的创伤共处，并朝夕共对自己逐渐支离破碎的家园与故乡。

我戴着同传耳机静静听着与探人絮絮讲述，想到今天在萨拉热窝历史博物馆看的“瓦尔特是谁”（Wer ist Walter）特别展览。读硕士时听《国外社会学学说》，学到对韦伯的一个评价是“永远的同时代人”，“瓦尔特是谁”也正是这种永远同时代的当下困惑与焦虑。民族与宗教冲突在这个国家依然存在，三十年前的创痛在时移势易的此刻依然如此鲜明。瓦尔特是谁？是一种民族共存的记忆存续，是我们共同想象的理想公民，是一种想象中的乡愁，是萨拉热窝本身。对谈的最后，一位与谈人切切地告诫：“我们最应该铭记的，是我们要避免一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电影的摄制跨越了一个新年，银幕里，救援小组的同志们举着酒杯一起听取泽连斯基的新年寄语，然后感叹：“新的一年，还是这场战争。”——那时候是2025年，而如今2026年将至，明天会更好吗？我又想起去年平安夜第二次看完《好东西》后对自己的期许：“不能更好的话，愿能在乱流中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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