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2月9日公布提名名单，继早前荣获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两大奖项之后，由新晋导演林森执导的《窄路微尘》再获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在内共10项提名。
对于资金和人力并不充裕的《窄路微尘》来说，如此亮眼的成绩正正说明了不少观众、影评人甚或香港电影工业都能从这部以隔离时期清洁工为主的社会议题电影中得到对疫下揾食艰难「感同身受」的强烈共鸣。
《窄路微尘》是林森首部个人长片作品，基层出身的他在短片时期已经拍摄过很多毫不起眼的底层小人物，如纪录保留皇后码头抗争的《人在皇后》；活化工厦政策下少女坚持梦想的《绿洲》；围绕茶餐厅老板、侍应和警察的《仇》。
2017年，林森自香港演艺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参加了首届「mm2新晋导演计划」，如愿得到执导第一部电影的机会。一开始撰写剧本大纲时，林森和合作多年的伙伴编剧钟柱峰已经敲定要说一个关于清洁工的故事，暂名为《窄哥》。
直到2020年因应疫情变化，遂修改为现时《窄路微尘》的剧本。故事围绕独自经营清洁公司的窄哥（张继聪）与单身妈妈Candy （袁澧林）的相知相遇，刻画出小人物如何在疫症爆发、社会萧条的时代困境挣扎求存。
《窄路微尘》拥有一种与「侦探电影」相近的特质，当然电影並没有任何悬疑、凶杀暴力、奇情等刺激性剧情，而是指主人公都对需要与各类物件打交道的「工作」有种异乎寻常的专注，这在香港电影近几年反映社会底层人文关怀的影视作品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男主角窄哥在疫情期间经营一家小型清洁公司，专门为公众场所和私人物业提供消毒打扫服务。影片一开场，只见全副装备的窄哥独自一人在深夜已关门的餐厅里喷洒消毒药水、擦拭门窗和桌椅，昏黄的灯光、烟雾弥漫的慢镜头，搭配悠扬的音乐，只在电影里呈现和感受的浪漫感油然而生。
与一般人对疫情之下做清洁很吃香的看法截然不同，窄哥虽然工作量增加，但实际利润不高，公司在倒闭边缘苦苦挣扎。尽管生活艰难，窄哥对清洁工作仍然抱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有时甚至超越了纯粹赚钱维持生计的程度。
疫情肆虐久未消散，香港过去自由流动的人际关系因为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政策和措施而变得疏远与僵化。人们被迫佩戴口罩交流，保持一定社交距离，出门常备酒精搓手液，借助电脑、平板和手机等通讯设备的线上工作与学习取代了有着传播病毒风险的面对面交谈。大量无生命的物件占据了人与人之间这段因疫症被迫延长的「距离／鸿沟」。
如果说侦探在触摸、端详证物的过程中反复推理（或被之误导干扰），追查案件的真相，那么窄哥则是透过专注于清洁工作，透过仔细使用、反覆擦拭、整理手上及眼前的不同物件，在严重缺乏人际交流的情况下，逐渐建立起对百业萧条的疫下香港的认知和感受，并在其中探寻和调整属于自己人生的路向。
因此，工作实则是人物为了回应荒凉惨淡的世道与生离死别，以及对疫情不知何时结束的恐惧而必须采取的「行动」（之一）。电影中有一场戏是镜头从清洁车内呈现昔日人山人海，但在隔离期间相当冷清的街道，许多店铺入不敷出，最后无奈倒闭。
而与市面一片停滞、无事可做的社会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人物们为谋生计四处奔波，不停找工作、坐车往返不同地点开工，经由持续不断的行动一步步积累建构起来的，川流不息的生命能量。
性格活泼的单亲妈妈Candy有着与基层身份不搭调的闪亮日系打扮，独力抚养七岁的女儿细朱（董安娜），经济拮据，应征当窄哥公司的兼职清洁工，难得获得工作机会，虽然她很勤奋，却因为一次手脚不干净被窄哥斥责「世界很糟糕，也不等于要做坏人」（个世界閪，唔等於要做閪人）。
尽管如此，导演林森并没有搬出最严厉的道德规范批判或否定Candy的偷窃习惯，因为不同于老实巴交的窄哥通过勤劳工作摸索克服逆境的方向，灵活变通的Candy自有她应对困难的一套独特方法，行动不应分好坏。于是我们能看到Candy以各种投机取巧的方式赚取生活费，例如在网上兜售假的有味内裤。
林森尝试引起我们思考的是，Candy为什么会这样做，正如他接受专访时表示，「是谁令她走到这一步的，她是否真的有选择呢？」戏中Candy家里口罩紧缺，但又买不起炒价口罩，为了女儿的健康着想，迫于无奈才在客人堆积如山的存货里偷了两盒。
窄哥看见路上的一对爸妈见孩子口罩掉地上脏了随即扔掉换新的，这才理解Candy迫不得已的行为：对比别人家不愁吃穿的物质富裕，手头拮据的Candy却仍要为两盒口罩绞尽脑汁（导演用另一个镜头告诉我们，窄哥的母亲同样因为贫穷只能使用被反复晾晒和蒸过的口罩），偷窃／欺骗是她在杯水车薪的清洁工作之外，想在经济不景气的疫下香港生存下去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行动）。
《窄路微尘》对清洁工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描绘，林森团队事前做了不少资料搜集，从清洁工的技术、器材、术语，到实际工作时的步骤细则等生存状态都有深入了解。他们发现很多小型清洁公司都会因应工作规模再请兼职，不少清洁用品也会（像戏中那样）放在办公室。
在年龄方面，与印象中只有老年人才会干清洁不同，很多身壮力健的年轻人也不怕辛苦肯入行。其间他们发现了一间清洁公司的老板「是四五十岁的男人，请了一位女士合伙，女士又会在办公室煮饭给男士，女士又会自发接order外出工作。」林森和编剧觉得挺有趣，便成为戏中窄哥和Candy的雏形。
正因为事先进行了详尽周密的资料搜集，导演和编剧对戏中角色的塑造才能如此准确和贴地。窄哥和Candy一丝不苟地做着消毒清洁，通过对工作、对行动的全身心投入，抵抗疫情时代的停顿与虚无状态。
人物置于画面显眼处的「动能」，与环境／世界的「静态」之间深藏不露的影像张力，贯通了人物与环境、与世界的联系，形式上不再受制于单一封闭的情境，令电影拥有相对丰富的层次感。
而在窄哥和Candy清理离世独居老人房间一幕里，电影将疫下普通人挣扎求存的复杂情绪和心理浓缩为一张残留着尸体腐臭的床单：不断的工作／行动不单单是让人物在陷入全面停滞的疫下确立存在之意义，更是在对抗随时来袭的死亡焦虑。
此外，窄哥面对母亲的骤然离世，纵使遗憾与她相处的时间不够多，但正如窄哥的做人原则「弄脏了便需要清洁」，勤勤恳恳地工作是他平复悲伤的最佳途径。
林森在戏中以不故作煽情、温柔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社会底层的灰色地带、贫富悬殊的残酷现实，也相信世间有童话、好人好事。他创作了一个疫境下小人物相互扶持的感人故事。
尽管窄哥多次被Candy拖累，最后一次更是因为Candy背地里使用不合规格的清洁剂，间接令窄哥公司倒闭和惹上官非，但窄哥仍然选择原谅她。林森曾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窄哥的角色设定是小时候喜欢看日漫，是有着童真世界观的好人。
窄哥的「圣人」性格也被不少观众质疑不够真实，林森则承认不想将主角描绘得太惨，让丑恶的事留在现实，「起码有一些欢乐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顾，或者纯粹互相扶大家一把，起码在风急浪高的时间下，都有嘢可以依靠」。
戏中人物遭遇的困境与挫折相信是基于现实，而以不那么悲惨，甚或带点乐观的方式描写他们在疫情下艰苦的生活，相互关心支持，无疑属于导演个人的选择。
林森不像肯洛奇那样为控诉社会制度的荒谬，毫不留情地刻画小人物的贫穷和绝路，亦不似李骏硕在《浊水漂流》里表达出对社会不公义的熊熊怒火。导演的善良让他镜头里的人物在面对困境时始终抱着「生活再怎么不堪，也得怀着积极正面的心境坚持下去」的信念，本来无可厚非。
但当公司因负债累累而倒闭，窄哥只能忍痛放弃坚持许久的清洁工作，从持续的运动状态停顿下来（与周遭环境同频率）的人物们却仿佛集体患上了道德洁癖。
电影前半段在对社会阴暗一面、道德困境的如实呈现，与逆境中流露的人性微光之间努力维持的微妙平衡，却在后半部分被导演想要为人物行为「纠错」的意图给破坏了。
虽然可以理解林森坚持人心向善的创作理念，但当窄哥在网吧重遇正在打工的Candy，却差点因为客人的龌蹉举动而大打出手，窄哥本意善良的行为难道就不会连累Candy丢掉工作吗？
而且，由于导演为窄哥安排的人设是绝世好男人，是往昔粤语长片里吴楚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于现代语境的重新演绎，几乎没有任何道德污点；为生活不惜偷窃取巧的Candy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不洁之人，是亟需被窄哥的言传身教所「救赎」（教化）的被动角色。
故此，我们在戏中最常听到的就是Candy不断向窄哥说「对不起」，窄哥总是以宽容的心态一次次原谅Candy犯下的过错。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前半段仍能透过人物对工作／行动的专注予以消解与抑制，然而在失去了清洁工作代表的「动能」之后，导演给闲下来的窄哥安排的任务就是纠正Candy和她女儿的错误。两人的误会到最后终归是要解开的，需要承担责任的从头到尾都只是Candy一方。
过分「干净」的画面，以及为了让男女主角冰释前嫌、表达中心思想（成为能看见彼此的微尘）而稍显生硬，不够自然的剧情和台词设置极大影响了我对电影后半部分的观感。
幸好最后一镜，虽然已经离开清洁行业，成为走走停停的休闲保安，但窄哥仍然「路见不平」，独自一人做着不属于工作范围的事情：拿着拖把清理地上污迹，重新燃起对清洁工作／行动的热情与专注，藉由与物件的接触，再次去认识、探索这个世界，与电影开场构成巧妙呼应。
诚然，经历疫情肆虐、移民潮等阵痛过后的新香港或许再也不需要兢兢业业的清洁工去清理这几年甚至更长时期残留的尸骸与污迹，这些人在新香港「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下只需要做负责维持秩序的商场保安，或者是跟客人说谢谢的奶茶妹。
与此同时，又总是有些像窄哥那样的人，多年如一日秉持着「专业主义」的人生信条，哪里脏了就该去清理。
林森导演以窄哥微尘般的善意、窄哥和Candy的相知相伴（却没有流于庸俗爱情），不紧不慢地述说着残酷肮脏的现实生活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或早就被人遗忘、抛弃的「善良」与「真诚」，在如今普遍心态烦躁，容易愤怒的香港社会尤为难得，令人肃然起敬。
本文首发于「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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