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纪录片的产量较低,每年上映的作品屈指可数,但其中仍不乏值得关注的佳作。2024年,香港大约有五部纪录片进入院线,其中《公开试当真》在七月上映,恰好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放榜的时间相契合。这一档期的选择让影片在现实语境中更具话题性,也让观众在观影时能够与现实形成更紧密的共鸣。我正好在当时回了趟香港,也算是碰上了一次好运气。

值得一提的是,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团队“试当真”本身便是香港本地极具影响力的网络创作团体。该频道由游学修、许贤和苏致豪共同创立,主要通过定期发布短片,在网络平台上积累大量观众。他们的作品风格以戏剧化、幽默化的方式解构社会议题,深受年轻观众喜爱。因此,这部纪录片的诞生也延续了“试当真”一贯的创作思维,即以轻松却不失深度的方式审视社会现实。“公开试”这个词本身的意思便是在电影行业当中,有时候正式拍摄之前并没有经过完整的彩排,会即兴试拍,以求碰撞出富有新鲜感的作品。这个名称也与他们频道的理念不谋而合。
(游学修的主业一直是演员,他主演的《看我今天怎么说》现在正在香港上映,并收获了不错的口碑。突然发现现在有很多年轻演员都致力于在不同的媒介领域探索,例如同为该片主演的钟雪莹就是位填词人。)
整部纪录片的主角是许贤与滕毅康。2022年底,许贤便伙同梁奕豪拍摄纪录片剧集《EA Exam真係惊》,整个团队花费八个月时间纪录17岁考生滕毅康从备战到迎战的全过程。同时,许贤也会全天候陪同滕毅康温习功课,并且以半工读的身份报考文凭考试,试图以此来了解考生面对的困难及香港教育制度的问题,并解开其自身埋藏于内心十年的心结。播出后观众反应不俗,所以团队便决定将全片剪成一部纪录片《公开试当真》,并在影院上映。
由于出自自媒体频道的手笔,其风格区别于传统纪录片的严肃叙事,更接近一场社会实验或真人秀式的观察体验。影片开篇,便以游戏化的方式介绍DSE考试的规则,将这一关乎众多考生前途的考试比作一场关卡式挑战,每个考试科目对应一个需要逐一攻克的难关。这种叙述方式降低了传统教育题材可能带来的沉重感,也使观众能够更直观地理解DSE的压力与竞争机制。

虽然影片的主题是关乎普罗大众生死的DSE考试,但这部纪录片的核心人物滕毅康本身的身份与境况颇为特殊。他因频繁参与各类拍摄,早已在香港网络圈内积累了一定知名度。学业方面,他的成绩几乎全面不及格,缺乏系统的学习习惯和温习经验,可以说是典型的“临时抱佛脚”式考生。

然而,与普通考生相比,他的备考条件却极为优渥,已经到了一般人可望不可及的高度,最直观的例子是他的日常出行方式。在香港,出租车费用昂贵,绝大多数学生甚至是上班族,都不会将其作为日常通勤工具,而滕毅康经常利用出租车通勤,展现出与一般考生截然不同的生活水平,不过也可能是为了方便拍摄而考虑。
此外,“试当真”团队为其提供了一支堪称豪华的教学阵容,召集了香港顶尖的补习名师,为其进行一对一辅导。这种特殊待遇使他很难真正代表普通DSE考生的处境,亦无法与他们的学习经历产生共鸣,进一步削弱了其作为“考生样本”的典型性。

不过还是很惊喜,居然有人能够开始关注到香港的补习文化。在香港,无论是公交车车身,还是高楼大厦的外墙,随处可见类似“男子天团”风格的补习广告。这些广告放在日本绝对是妥妥的牛郎店广告,但放在香港,实际上这些补习行业都是香港教育体系中极具影响力的一环。作为一门高利润行业,顶尖补习名师不仅能吸引大量学生,甚至能够借助个人品牌效应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尽管找一位补习老师的费用异常高昂,但面对高度竞争的升学环境,许多家庭依然愿意为子女寻找补习资源,希望借此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争取一席之地。这种焦虑不仅存在于香港,在内地同样普遍,反映出的是东亚社会教育体系下普遍存在的的深层压力。
出现在这部纪录片当中的YY Lam就是香港的名师之一,之前还被人认为跟陶喆撞脸。

滕毅康最终的失败,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反例,让所有考生引以为戒,证明条件的优渥不及持续不懈的拼搏精神。对于考生的辛酸,这部纪录片其实远不如2023年的《给十九岁的我》来得深刻,尽管这部片子被扒出来有造假的成分。不过也不能因此去嘲笑滕毅康,因为我们又能有多少人像他一样,在还未成年的时候就拥有一定的知名度甚至是事业,他没办法在学历上,甚至最近爆出也没有在人品上有所成就,却看过比许多人更远的天空。

YY Lam在片中的观点更接近社会现实,短时间内能够取得成功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用尽全力去搏得大学中的一个席位,需要的是没有退路的逆境与持之以恒的努力。许多考生正是由于家境贫困,害怕落入社会底层,才选择孤注一掷地拼搏。他们几乎没有退路,失败意味着在学历至上的社会中被边缘化,甚至可以说是game over。
在信息高度流通的当代社会,理论上,互联网的发展应当为更具灵活思维的人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就像试当真,就像滕毅康。然而现实却是,内卷仍在不断加剧,学历依然被视作唯一可靠的上升通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仍然深陷这一逻辑之中,找不到其他可供追求的方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也不过是这场学历竞争中的一员,一个同样被既定规则蒙蔽了双眼的普通人罢了。

影片还浅层地触及了教育制度的问题,即考试并非真正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而只是一个便于社会运行的筛选机制。在这一体系中,每个人都必须在规则之下妥协,接受既定的评价体系,牺牲一定的话语权。要想在这种体系内取得成功,往往意味着必须顺从、适应,并持续迎合其运作逻辑。你究竟是想要学位还是学习过程?是否会为了迎合主流而选择一门自己并不想学的专业?任何一个大学生,都要去想通这个问题。

福柯指出,考试将等级监督与规范性评判相结合,对个体进行资格鉴定和分类。通过这种“规范化凝视”,教育体系设定了统一的衡量尺度:考试分数越高者被视为越“优秀”。这意味着人才标准被狭隘地限定为在学术测验中的表现,而创造力、实践能力等其他素质往往被边缘化。在应试导向的环境下,学生为了迎合标准而被训练成“考试机器”,久而久之,社会对“人才”的定义也局限于考试成绩和学历。
在这种体制下,我们都可以尝试着自己定义自己的成功。学会期望管理,调控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自己而非整个社会或家庭的信念。只要很小的改变,都能带来很大的影响,坚持就是胜利,但坚持过也可以是胜利,因为并不知道究竟是哪个moment,真正决定了自己未来的成功。每当悲伤在夜晚将我们吞噬,都要问问自己,能不能多坚持一天,可能正好就是多出来的那一天,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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