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感谢:twy、夏萝、欢子
前言·关于AI算法
正如艾蒂安·西梅蒂埃-卡诺所说,AI重制版的《内陆帝国》并不是修复,而是改版。这是一种奇特的新形式,它让好莱坞变得像一个模型。
《内陆帝国》由索尼DSR-PD150摄影机拍摄,关于这款Mini-DV磁带摄影机的特点,及其与AI重制的对照,可以直接参考《4K版《内陆帝国》:“修旧如旧”,抑或面目全非?》一文,由于DV格式的分辨率较低,导致电影的画质十分粗糙,远景里的人像怎么也看不清;而在更小的景别里,人物面孔的形状、头发的线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甚至断裂;人物的皮肤也显得很红,脸颊和鼻头,都像充血一样晕开。但也得益于这款轻便的手持摄影机,它允许记录者和拍摄对象贴得很紧,还如实保持了双方的不稳定,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比很多高清影像更诚实。
正是这种“真实”的梦幻,成为了《内陆帝国》的机理。因此,重制版的画面反而更混沌:AI通过算法,直接切割了人物和环境,将她们的身体沿着轮廓切分了出来,就像电脑绘制的动画小贴纸;算法还“想象”了很多遗失细节,比如演员的皱纹和发丝,乃至脖颈上的血管,全都被勾线并加重。然后,当林奇二度调色时,原本泛红的肤色也被修改,成为光滑的淡黄色,再加了一层胶片颗粒。在更明亮的环境中,这些被捏造的细节被放大,比如综艺节目“玛丽莲星光闪耀”,和前期劳拉·邓恩(她演了很多个角色,这里指的是女明星妮基)在摄影灯或日光下的特写,特别是那些非畸变的、更平整而光线更充足的镜头,它们的可篡改面积更大,导致演员的面孔,从额头到眼角到嘴唇旁,都布满了虚假的裂纹,这些纹路并不贴合肌肉的走向,它们和真正的表情相互拉扯,挤出虚拟的面部结构。同样的,算法的捏造还渗透进黑暗中,它发生在每一次摄影机尽可能靠近人物时,比如波兰女孩看着电视机流泪的脸上,就多出了很多“清晰的毛孔”。演员成了陷在迷宫里的幽灵。
我相信林奇对二次创作有自己的考量,不论他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画面,还是给《内陆帝国》带来新的形式,这种身体的重制,让我想到另一部电影:2014年大卫·柯南伯格导演的《星图》。《星图》和《内陆帝国》都用了各自时代的数字技术,将好莱坞的幻境描述得极为真实。《星图》用到的是早期的4K摄影机,这部电影中,生活在好莱坞的人士,他们的皮肤像是塑胶制品,埃文·伯德演的小男孩尤为如此,他的外形是一种无生命胶皮——他是个死人。在AI重制版的《内陆帝国》里,演员的脸变得浑浊,她们的身形更加不完整,犹如电脑游戏里的角色,容易被剪裁和擦除。同时,她们所处的环境也更像模型,建筑物被清晰化了,门廊,桌椅和室内陈设,乃至昏暗片场里的柱子和木板,都有了清楚的勾线,一切都像是必然的冒险。
《内陆帝国》和常规冒险游戏的区别在于,它没有确切的剧本,再看多少次都是这样,里面有很多看似单独的场景,每个场景像源泉一样生长,它们会彼此穿透,但谁也不知道里面故事的具体走向,不知道最终的归宿,事实上,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就是如此。
正文
无论是基于DV的残缺,还是AI算法制造的变异,我们都需要再次回顾这个2006年的好莱坞片场。
在《穆赫兰道》里,好莱坞片场是最极端的梦想之地,它们像黄金时代的电影一样流畅地运转,最感人的莫过于,贝蒂的试镜室竟然是“温暖”的家庭作坊;而它恐怖的另一端,比如戴安眼中,亚当·凯歇尔和卡米拉试吻戏的场面,也被压缩成了一场情节剧。与之相比,《内陆帝国》的好莱坞更加平凡,戏中戏《徜徉在忧郁的明天》的剧组成员被精简了,片场内除了搭好的摄影棚,都是大块的空地用来放置器材。拍摄交替着休息,导演助理向每个人借钱,拍摄中充满了琐碎的工作,林奇自己客串了一个听不懂指示的灯光助理,反复调试着机器的高度直到抽筋。我不能说这个片场完全是写实的,但是它有鲜明的记录片特征,它的简陋正是《内陆帝国》本身的摄制条件,而戏中男主角比利家的豪宅,它和女演员妮基的家似乎就是同一栋宫殿,这些房子并不安全,随时会被别人占用。
片场外的光线一片白亮,恰如林奇对洛杉矶阳光的形容,演员从前门或后门进去,再来到工作点,需要经过一些漆黑的弯道,就是在这些弯道上,出现了幽灵、追踪、有特殊记号“AXXoN N.”的门,以及未来与过去的碰撞。因此,我觉得《内陆帝国》和电影制作之间存在一些互文,通常拍摄电影时,“第五场”、“第七场”指的不是线性顺序,这些数字在时间和地理的网络中跳跃,从此处跳到彼处,把将来放在过去之前。而且,一部电影会搭建不同的片场,它们是断裂的,到剪辑时,又被看似自然地衔接起来,但林奇却保持了断裂。在这部电影中,角色和空间都相当错杂,林奇去掉了她/它们之间的实际路程,而是将她/它们直接硬切,甚至,用人物行走的意志、用一扇门、一条特殊的线路和仪式将之相连。
电影中有几个宇宙枢纽般的房屋,比如兔子的屋子,它和波兰女孩的酒店相互叠映,还被烟头烫了个洞。再比如,劳拉·邓恩闯入的山谷小屋(又称“史密西之家”),那也是个空间站,它在地球上穿梭,变换着自己的坐标:透过一道强光,劳拉朝斑驳的窗外望去,房子就坐落在新的片区,而当她在这里睡了一觉,早上醒来,就变成了另一个角色、另一个阶级里的妇女;入侵这里的姐妹团,则将她接引至地球另一端的波兰。山谷小屋让人联想到迈克尔·斯诺的阁楼,它像是摄影棚和片场/酒店的混合体,客厅里没有什么生活用品,绿色纹样的地毯,一张桌子、两张沙发、墙壁上的画、一盏长长的台灯和一盏立灯,组成了一套装置。劳拉每次走进黑色的玄关,来到黑暗而狭长的过道,要经过好几个拐角,门一扇又一扇紧闭着,门里的房间并不真空,它们会接收宇宙中的漂流者。
为了让漂流者们看到对方,需要些仪式,比如姐妹团一人一句地说话,叫劳拉“捂住眼睛,然后当你睁开眼的时候,有个熟悉的人会在那里”,咒语连成歌词,唤醒了《Ghost of Love》,流着泪的劳拉重新睁眼,来到波兰;通过唱片,她感知到了神秘女孩;她践行了那位波兰女孩教的方法:拿出一只手表(这只手表会飞速倒转),点上烟,用烟头穿过折叠的丝绸,再透过烟洞看过去……这些仪式用到女性的身体、私密的个人用品,甚至流行生活里的元素,音乐和舞蹈,包括林奇的手持摄影机,也是仪式的一分子,我们能感受他举起它的触动。仪式的状态,它们所激发的情感,都是多变的,林奇就像神秘学里的巫师,并不对肉身和器具进行拆解,而是让它们成为结晶,成为通灵者的奥秘。
《内陆帝国》里的仪式和咒语有关,也和放映有关,我在播客里,和twy以及很多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有位叫欢子的朋友说,影片开头,就是电影放映机的光束;而哭泣的波兰女孩,她的脸反射出电视机的蓝光,林奇挖掘了各种设备的特点。欢子还表示,烟头的洞眼是一种小孔成像。影片里有许多怪异的放映介质,当劳拉闭起眼,而波兰女孩睁着眼的时候,她们灵魂的图像被压制在唱片上,随着声音交替显现。还有一次,劳拉(她现在是另一个未知身份)透过丈夫白t恤上的一大坨番茄酱,看见了波兰女孩在祈祷,似乎无论是她,还是手持摄影机的人,都渴望将焦距推到极限,视线的深入,带着不安的波动,番茄酱就成为一块银幕。其实,两个女孩的相聚是如此艰难,冥冥中的录音工具、被打乱的食材,都可以成像,然而又转瞬即逝,它们是探索时期的尝试,只能生成最关键的讯号。
很多次,姐妹团是劳拉和波兰女孩之间的中介者,她们的表演极端而完整,所以一开始,劳拉无法融入,她只能看着她们,和她们相反而相连,但莫名相信她们的指引。姐妹团的闲聊总是充满节奏,继而因某个突发举动开始跳舞,当艾米丽·斯托弗展露胸部之后,她们在客厅里跳起了《The Locomotion》,桌子和沙发被挪开,释放出舞台的能量,突然,她们消失。这屋子像个电视机,切换着不同的频道,有些频道相互渗透,有些频道会一下子跳走。
1955年,道格拉斯·瑟克导演的《深锁春光一院愁》,女主角卡蕾拒绝用电视机,因为她看到了自己被锁在里面的倒影,那是当时家庭主妇的抵抗行为;而在2006年的《内陆帝国》里,电视机的功能被用到了极限,它可以调频、快进、播放之前之后的录像,甚至能直播。波兰女孩一直对着电视,里面都是与她有关的事情,她屏蔽了其他信号。对比之前在好莱坞拍摄的桥段,波兰的故事更加模糊,更错位。好莱坞几乎能连成脉络,波兰却像唱盘上的哀歌,短促而回环:一开始只有那条下雪的街道,和破败的工厂,招魂仪式的公寓,女孩的丈夫变得和劳拉的老公一模一样……舞台固定不变,女性们来来回回地在路上走着,乃至于突然切入白天的森林,我们会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关于波兰马戏团的片段,出现在劳拉·邓恩和治疗师的对话里。劳拉在这部电影里至少有四重身:女明星妮基、《徜徉在忧郁的明天》的女主角苏珊、山谷小屋里的女人、治疗室里的复仇天使(我无比同意Melissa Anderson给她取的这个名字),她们是相互独立的,但她们的标志性动作都是行走。复仇天使走进了鲜红的帘幕,一只穿着红丝绸裙子的手引导着她,她继续登上楼梯,坐在了治疗师对面,开始独白。长段长段的独白,是演员劳拉·邓恩特有的力量,从《蓝丝绒》里的童话,到《内陆帝国》,到《双峰》第三季,她始终用语言和地狱决斗。复仇天使讲述着自己的经历,都是男性对她的侵害。回忆他们时,她眉头一直皱着,脸朝右,她会用眼睛去想某件事,但眼眶里的两颗泪从未掉落,还有她牙齿的反光,像极黑宇宙的几粒寒星。牙关发出撞击的声音——“嘣!”这是对一根撬棍的回击。她还讲了一些奇怪的人物——拄拐杖的女杀手,看到世界末日的小镇女孩,在由《内陆帝国》删减片段剪辑而成的《发生过的更多事》里,她还提到了母亲与姐姐。这些独白之间的跨度很大,难以用线性组织,让人震惊于女性生命对痛苦的容量。
在劳拉分别饰演的四个角色里,复仇天使是一个强悍的凝聚者,影片里的大部分女性,都没法道出自身的屈辱,这加剧了她们肢体的乖张。而复仇天使有惊人的表述力,她对自己隐私的展露,辐射出女性共同的历史,乃至句子间频繁的脏话,都有普世的感染作用。她的坐姿从未更改,那些分布在其他空间的女人们,她们如一道道暗流冲荡着她,这像是一种残忍的治疗手段,你必须不断地储蓄黑暗,在过程中,还会吸纳同类的气息。所以,对面的治疗师无法回应她,他有时偏过头去,有时抬起头看她的眼睛。
当复仇天使说起马戏团时,出现了闪回的画面,形成一个漩涡。林奇从来不滥用闪回,他不会轻易将语言变成画面,无论是《蓝丝绒》还是《双峰》第三季,劳拉的独白就是独白,我们专注地凝视着她,承受着她的能量。而在《内陆帝国》,复仇天使提到的其他场景,也都只存在于她的叙述中,但马戏团是个失控的存在,她在叙述的同时,能看到马戏表演的碎片,以及一个叫“魅影”的暴力狂,它们叠画在她的神态上。而且就像剧场的裂变,在地球的另一边,还有个雷同又完全相异的故事,在那里,复仇天使——或者说劳拉——又变了个人,魔怔地看着对面的角色们。
“我不知道哪件事情发生事情发生在前,哪件又在后……”“有一天我想着,如果有天我醒来,终于能搞懂昨天是怎么回事。对于幻想明天我并不狂热,而今天正在分秒消逝。”这是复仇天使的状态,别的女性也是如此,她们陷入不同的身份,外形天差地别,好比波兰女孩,她在室内和在街上完全不同;再比如比利的妻子,她被魅影摄魂,穿上白t恤,立即换了个阶层。但正是这些鲜明的差异,让角色于丝丝缕缕中勾连,就连她们手里的工具,也能隔空传递,一把螺丝刀从你的手上跑到我手上。因此,直到戏中戏的最后,我们已经分不清:在星光大道上逃亡的劳拉,她还是不是苏珊,或者说,她融合了妮基、复仇天使以及姐妹团的阴影,成为了一个游魂,她甚至又看到了路对面的自己——“AXXoN N.”。与此同时,星光大道上的妓女之路,和波兰的妓女雪地,宛如一组双生路,它们有各自的音乐、各自的姐妹团。
如果说治疗室里的劳拉,达到了叙述的高峰,那么这场谋杀和逃亡,则是脚步的高峰,她跑得气力耗尽,倒在三个好莱坞的流浪汉之间——她们是一个黑人女性、一个日本女孩和她的黑人男伴。日本女孩说起了一位金发姑娘,这是劳拉第一次听别人讲整段故事。《内陆帝国》里的女性角色们存在一种默契,她们看似在挑衅,在攻击,甚至在那位黑人女性看来,死亡都不足为奇,但她用仅有的火苗照顾了劳拉,她眼神坚毅,打火机的光芒在她们脸上跳动,将死者摆渡至彼岸。而妮基,也没有结束于“成功的表演”,她完整地死去,接着站起来继续行走。
作为演员,妮基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她在片场大门口停住,忽然,朝波兰女孩的方向看了过来,在她们之间,时间开始同步,大门连接到红色帘幕,走进去是影院。她和银幕上的自己一样,把蓝色的休息袍脱了下来,挂在座椅上,走进楼梯的深处,那里有《徜徉在忧郁的明天》的前身。影院背后的酒店是个更弯折的迷宫,黑屋、“AXXoN N.”,山谷小屋里的红卧室,这些坐标都被重新组合,红卧室拼接着绿色的走廊,每一条折线都发出诡异的鸣响。另一头,魅影像神话里的怪兽被放了出来。而劳拉正是一个冒险者,只是这场任务过于凶险。在林奇的世界里,治疗不是条安全的路,途中的机关善恶难辨,你必须依靠它们,去重逢阴暗的仇敌。劳拉杀死魅影的子弹是一道道火光,白光让他的头裂开,她并没有从中看到胜利,而是看见自己被抹开的面容,嘴巴裂成了黑洞,涌出一大滩黑血。其实这幅电脑拉伸的图像,本质上非常抒情,以及每一次劳拉扭曲的表情,她们都和她自身密不可分,因为这就是她被痛苦所塑造的样子。这一段决斗的音乐,是林奇和Marek Zebrowski合作的钢琴乐,它交织了两段底噪——黑胶唱针摩擦唱片的噪音、出现在47号门前的《Rabbit Theme》——钢琴的阵脚十分幽谧,又让人有丝丝的安心,既然回归之路只能是可怖的。
说到兔子的房间,它本身是林奇的另一部作品《兔子》,三只兔子分别是娜奥米·沃茨、劳拉·哈林和斯科特·科菲。兔子的房间同时是情节剧和脱口秀的雏形;在形态上,它像对折的丝绸,因外界的扰动而分层,变化颜色。劳拉像烟头一样走进了这里,她和放映机的光同时穿透了丝绸的纤维,所以,当姐妹团的两个女孩手拉手,尖叫着冲过走廊时,我们等到了神迹——跨越层层媒介,劳拉向波兰女孩输送了自己。
林奇不会放弃一些传统元素,比如光,这种最常见的传送方式,只是,那些打开世界维度的光,不一定是“严肃”的,手电筒、电线都可以发光,投影机的光也极为神圣,它们是神学于当代的延续。好莱坞传统的梦想,是用电影救赎现世——这既包括国家理想,也包括商业理想——为之,它塑造了许多种电影模型,而好莱坞居民的使命,则是践行它,或者通过假象来揭示它。但人们也存在一个共识,即每一种梦想,都建立在群体的心愿上,即便是最虚幻的表象,也是烂漫的晶石。林奇继承了最复杂的梦想,他联结了电视机,以及所有可能播放影像的媒介,带来了结尾堪称保守、也堪称伟大的救赎,当然它仍是诡谲的,它被限定在山谷小屋里,它是片场的一部分。
然而,当银幕暗下再亮起,我们又得到了一场当代的救赎。几个姐妹来到了妮基的宫殿,举行了派对。妮基和姐妹团的关系,从最开始被她们震慑,继而和她们分享小屋,再到好莱坞街上,她模仿了她们,直到此处,她为姐妹们更换了沙发,一起用这座巨大的房子跳妮娜·西蒙唱的《罪人》,这是首福音曲,说的是有个罪人,在审判日试图逃脱神灵的裁决。据《梦室》记载,林奇和杰瑞米·阿尔特明确了派对的角色:“要六名黑人舞者,其中一个要会唱歌;一个金发欧亚混血女人,肩膀上坐了只猴子;一个锯目头的伐木工;娜塔莎·金斯基;一个有纹身的人;(冥想教练)佩妮·贝尔;一个从法国外籍军团退役的多米尼加人;劳拉·哈林,穿着她在《穆赫兰道》里的戏服;还有一位只有一条腿的美丽女孩。”很像他绘画的布局。这是场解放的派对,女孩们并未挣脱死亡的魔爪,但她们在抵抗,有的光脚,有的穿高跟鞋,跳腾在地板的引力上,兴奋地挥舞手臂又转动身体。她们和妮娜·西蒙的歌声对口型,天堂与地狱的光线同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