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的电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作品，导演是肖基尔·霍利科夫。这部剧情片和昨天看的印度纪录片《逆境前行》（导演Kinshuk Surjan）风格上有些相似，节奏都很缓慢，关注的是那些很少被当作主角的群体——在《星期日》中，是滞留在乡村的牧民老年夫妻。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者”。
这个故事在中国背景下可能显得有些陈旧。我们经历现代化冲击，尤其是通讯设备如手机、冰箱、彩电、洗衣机、汽车等的更替，主要集中在2000年前后和九十年代中后期。2008年之后，中国的城乡更替和“现代化”问题在影视上就变了一种坐标和面孔了，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了。
然而，在中亚和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落后地区牧民受到现代化冲击的时间要晚些。比如，我们在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那种“迟到感”。在这部乌兹别克斯坦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更集中的关于媒介问题的讨论，比如，现代化的手机不仅没有带来便利，反而在抢救病人时引发了一些严重的失误。再比如，煤气灶的引入取代了火柴，却增加了生活中的不便感。
他们的子女常常以物质主义和现代经济学的角度，试图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所谓的“便利”，但这些却往往给老人带来了更多的困扰。影片中有一位儿子很少回家陪伴父母，但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是经常寄送各种电子设备，最终让老人感受到被历史舞台抛弃、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孤独与无奈。
因此，我们看到老夫妻粉刷房子，希望儿子能回家，在他们的老房子中举办婚礼。虽然他们心知这毫无意义，但依旧徒劳地进行这些工作。这种劳动象征着他们对家庭、对过去的无尽缅怀，尽管现实并不支持他们的期望，他们的“黄金时代”就像这栋老房子和其中的家具一样，随时面临被清除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这部影片也非常有趣地传达了与游牧文明相关的一些生活方式。例如，影片展示了他们如何自行染布，染制羊毛，然后将其编织成带有优美条纹的地毯，再拿去售卖。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这些场景或许是并不熟悉的，我们的影片从八十年代就在哀悼乡村的远去，但是我们很少以如此非剧情的耐心讲述那些失传的生活方式及其诗性价值。直到这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才变了一种方式复活了那些技艺。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乌兹别克斯坦男性在家庭中对女性的支配地位。虽然影片中风烛残年的老年男人的角色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可能代表了乌兹别克斯坦家庭中典型的情况，但他对自己的妻子仍然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尽管他没有任何肢体上的暴力，但他想看电视时，仅凭一个微小的表情或轻微的动作，就能让妻子从床上起来为他换台。这些细节反映了乌兹别克斯坦的男尊女卑环境中，父权制的存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类似前面看过的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和阿彼察邦的电影，以及这部乌兹别克斯坦的影片，我们都看到，在亚洲地区的电影中，有一种获得越来越多关注的影片叙述方式，以其特有的时间观而受到重视——情节的推动并不是依赖于传统的戏剧化事件，而更多的是以一种“无情节”的方式展现人物的日常生活。这种方式更像是非戏剧性的片段拼接和非干预的“时间流”，通过时间的慢性流逝来刻画人物，特别是当主题涉及老年人时，时间的感知与体验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这个形式上的处理就意味深长了，体现出其固有的伦理价值。
对于城市中的大学生和青年群体来说，如何理解并体验时间的流逝对于牧区老年人的意义，是一个困难的课题。而我们正是在这些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影片中，通过导演和艺术家们的视角，看到老年人如何迎接死亡、如何度过倒计时中剩下的时光。这种叙事并不是通过情节的堆积来实现的，而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协调。这类影片展示了老年人如何熬过时间，同时让观众在影院中也体验到一种与快节奏的商业电影截然不同的观影感受，即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中，揭示了人物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如何被体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