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通过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去理解智慧者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最快捷的笨办法是读书。但是电影片段展现人生，呈现出另一位与波伏娃相同又不同，独特的女性样本，简直令人着迷。女性之所以不敢显露锋芒，是因为没有独树一帜、优异到脱离通俗男性社会规制的领袖，通览她们的人生，每一次观影、读书都是伟大心灵的激励。
汉娜.阿伦特与波伏娃相同，学术研究始于千页文献，夯实写作文本，从严肃勤奋地攀登书山开始。很多时候窝在家里，是闭门造车，亲临现场所产生的扭转性观念转变，“他是长相如此平凡、怯懦的男人”，与报道渲染的杀人不见血的魔头毫无相通之处，促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完成。
纳粹犯下种族灭绝罪，人们将其简化归类为恶魔和绝对错误，汉娜阿伦特的书写，试图帮助理解艾希曼作为平庸的普通人被推上历史舞台黑榜的过程。原来以色列的年轻人会背向这段黑暗历史，借库尔特之口，以述说填补受害人下一代具体感受的空白。
公审的意义在于杜绝绑架、杀害的私刑，给罪犯腾出空间，口述罪恶，核对证据，借审判程序性彰显人类正义的美德，从长远意义上，保证所有人都能经由正当性程序走向罪责相当的结局，给予受难者仪式性的悲恸出口。辩论是另一种人道形式，汉娜.阿伦特被允许在课堂上为自己的文章申辩，没有鸡蛋、青菜乱飞，胡乱发泄情绪毫无益处，那是“人格暗杀”，克制愤怒，尊重并聆听对方辩手的陈述，是赤膊相见的相扑手合力完成的文明之舞。党同伐异的网暴者，躲在背后的暗箭扣手，是冲垮理智堤坝的一只只蛀蚁。
汉娜阿伦特忠实文本，思考的巨浪将她裹挟到哪里，她就在哪里登陆，书写到那里。她勇敢地冒犯所有人，不会预设读者情感，她毫无负担地写作，不做自我书写的第一道门槛，她为自己写作，为敏锐的思考写作，为良知写作，拒绝编辑的删改建议，全面刊登，不说对不起，这一点就值得所有女性学习。
集中营创造一个无意义的黑洞，人的存活，不仅赖于纯粹理性的思考，还需要积极的行动和反馈。如果说话是上下嘴皮打架，进食为了保持活着，任何行动都如重拳打在记忆海绵上，力被吸收，泡沫回弹。任何一个微小时空，靠着对人的规训与惩罚都可以迅速建立起奇怪引力的场域，即使无法反抗，也要保持对不合理行为思维的“说不”，同化最为可怖，成为“羊”不自知，陷落人之为人的大脑，请保持思考。
思考确实不会为人带来任何即时直接的好处，思考唯一的作用是让我们共同欣赏绚烂壮丽的浪漫落日，携手抵抗无意识的戾气汇集而成的破窗。值得担心的是，国家机器下设行政机构日益复杂，人被精准细化，就像艾希曼在庭上诡辩，他只需为一小部分负责，因为他只是高层决策者，与集中营的毒气灭杀相距甚远。
每位公仆苍白着脸，空洞着眼，机械式后退，嘴里喃喃自语：“我只是收发文件，执行部分政策，没有选择”，推波助澜犯下灭绝人类自身的罪孽。被分割越远，推及越高，人还能依靠内心的自然法则觉醒么？可能有赖于人类的朴素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