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熒幕觀賞本片時感到極度舒适，除了開頭旋律，中間穿插的音樂，其餘許多時候抛開配樂，保留空間本身的聲音和純粹的人聲。畫面一黑，重回寂靜，從沒想到寂靜也可以是一種表達。人在寂靜的時候，才會真正開始思考自己的事。裡面人物臉龐是赤裸的，諾拉的臉偶爾是紅的，絨毛微現，諾拉的黑色毛衣、藍色和灰色套頭衫，都在自然狀态，寬松貼切，她的妹妹阿格尼絲，張着圓圓的眼睛，期待地看着你，她們的父親古斯塔夫，一走了之，自私，從沒有試圖去扮演他做不到的父親角色，最經典的一幕是古斯塔夫在黑暗中的頭顱，面龐輪轉，轉到棕色長發的諾拉，再轉回白發稀少的古斯塔夫，再轉，面龐若隐若現，既是古斯塔夫，又是諾拉。

紅白相間的獨棟房子是一切的起始，在諾拉童年的作文裡，房子是活的，會呼吸，它會在乎居住其中人們劃下的刻痕，打濕的地闆，它肚裡空空，想念自己被一家四口填滿的時候。在古斯塔夫的記憶裡，它是母親被抓走的起點，是姨母放大聲量音樂反抗有舉報嫌疑鄰居的地方，是母親踢倒凳子自缢的房間，也是他曾經愛情的巢穴，直到他離開并移居。諾拉和阿格尼絲曾在此居住，母親同在，母親去世後，所有權回歸到父親手裡，他想用它作為拍戲場景，拍下他私人的家族史，房子将作為三代人的背景和轉場。當它被用作電影場景，更像成為一處公共空間，諾拉和阿格尼絲在整理物品，挑選帶走紅色花瓶，爸爸有權處置她們共同生活的家。當它被撬掉細密瓷磚，牆壁被白色滾筒刷新，木門換成白色現代門，白色瓷盤擺在架子上瀝幹，它又重新恢複生活氣息，門是虛掩的，不确定誰會來住，确定的是它又變回一個家，跟上每一代人，按照現代審美，被粉刷成新的樣子。

舊的記憶會被保留，諾拉答應參演父親的戲，她本來以為父親寫的劇本完全關于祖母的事，阿格尼絲專門去檔案館查詢了祖母被納粹抓走，被酷刑折磨的檔案，她還讀了爸爸留在桌上的劇本，不是那樣，她對諾拉說，這個故事是關于諾拉本人的故事，是爸爸想象的女人，憤怒地，無助地祈禱的諾拉，有着絕望到活不下去的時刻。他明明缺席那麼久，為何仍能精準想象觸摸諾拉的心，他寫的電影劇本像是她生活的倒影，因為他也是這樣過來的，在敏感與憤怒中活過來，她們的頭顱輪轉，他不過是性轉版的她。

古斯塔夫給蕾切爾講戲，在小房間裡，她拿了繩子放在椅子上，關上門，傳來椅子倒下的聲響，門後發生了什麼可以推斷。到了諾拉演的時候，小孩出門，她把玻璃大門鎖上，進了房間，椅子上有繩子，門關上，椅子還在那裡，沒有倒，攝像機轉到她的臉，古斯塔夫喊卡，其他工作人員去準備下一個場景，小孩來和外公擁抱，椅子沒有倒，結局已經被改寫。

不論哪個國家，哪裡的人們，往上細數祖輩會碰見經曆痛苦、貧窮，與時代的曆史大事件共振，它們如基因密碼被埋藏在家族記憶中，傳遞，有時候個人的自我惶惑可以往家族史往上追溯，就像一口爛牙也許意味着父親和奶奶同樣牙壞得很早，許多被拔掉。

看過導演的前一部電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可能東亞女性無法與充滿選擇的北歐女人共情，我們還困在家庭、職場，父權社會的陳腐裡，她們已經在不同職業和人生中橫跳，困惑是選擇哪個。這一部仍覺得父親很難共情女兒，尤其是一位缺席女兒成長的父親，諾拉的崩潰的導火索來源于古斯塔夫在阿格尼絲家為侄兒慶生時對她的指責，說她永遠帶着憤怒，人是很難與憤怒的人相處的，質問她為何無法建立一段親密關系，引出她全面崩潰的也是一段陳腐的說教。蕾切爾被古斯塔夫的電影吸引，與他一同參與電影的創建，她見到諾拉，見到更适合劇本的人，導演的女兒，她更應該感到被騙，被利用，感到憤怒，而不是在坦白要退出時，哭着對他說，怕令他失望，他不是她的父親，他甚至無法當親生女兒的好父親。電影在這部分的叙事有缺憾。

阿格尼絲擁有丈夫和孩子，諾拉很難與人建立關系，諾拉問阿格尼絲，為什麼童年隻毀了她，阿格尼絲告訴她，因為還有姐姐。阿格尼絲發現諾拉面部表情細微變化，會關切問她，怎麼了，電話打不通，專門跑來找她，幫她收拾雜亂的家，在爸爸和諾拉中調停，很多時候會代入阿格尼絲姐姐關懷角色，得提醒自己，諾拉是姐姐。到這裡，才會發現關系本身沒有颠倒，姐姐在爸媽的争吵與崩潰中給妹妹梳頭，帶她上學，作為穩定的核心，她支撐了妹妹，反過來妹妹也愛着她，關愛着成年後無法從不适中調整過來的姐姐。她們應該是海報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