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沉浸在这部剧里，有点泪流满面的意思了。写下文字却有点不知道从何说起。
令人唏嘘的三人关系
就从我最唏嘘的三人关系展开吧。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是新文化革命的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人物，他们一开始就抱着觉醒民众，开启民智的决心，几人齐心一定要在新文化革命中大干一番，而他们也如他们承诺的一般，以笔为刀，给国民蒙昧的思想划开了一个口子。
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其阻力也就越大，而三人的分歧也在此时愈加明显，在革命顺利之初，其实三人的分歧就已经出现，陈独秀立下“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言，胡适也是抱着专心做学术不碰政治的想法一头扎入了北大，而李大钊则不同，他一开始便抱着救国救民的思想，主张启蒙思想的目标就是唤醒民众，真正改造社会。
在新文化革命顺利之时，三人是能求同存异的，兼容并蓄。但是局势却不容得他们缓缓，几人不同的主张已然是要走向实践，几人注定分道扬镳。陈独秀最终看清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懦弱，抛弃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投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与李大钊共同探索救国救民的全新道路。而胡适紧紧守着自己“实用主义”，坚持着自己的学术之道，至此曾经的新文化革命的三巨头阵营终于分裂。
其实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立场走上不同的道路，其实是非常正常，胡适并不是不爱国，他只是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我们作为后人也不能马后炮地去抨击胡适的选择，因为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很难去分辨到底哪条路是真正合适的道路。
胡适的问题在于他的局限性，这也是当时很多国人的立场。国人被打怕了，被打懵了，他们忽视了或者根本不相信自身蕴藏的巨大能量，他们把美国当成所谓的救世主。而美国威尔逊作为当时的强国代表提出了十四条原则，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无异于救世主，这样一包装，美国的政治模式仿佛成了最完美的摹本，连未来的图景也一并展现在国人面前。
而当时的俄国在当时不过一个新兴的政权罢了，所谓社会主义也还在实践中，其优越性在当时还没有展现，所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我们国家的先锋，他们最为歌颂的品质应该是勇敢，道阻且长，他们竖起来最为鲜明的主张，要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立于当今虎狼雄饲的残酷世界。
他们长远的目光才能让我们有了如今的生活，现在平静的生活，一个一洗颓容的中国终于屹立在东方。而一切的开端就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群人种下的一颗种子。
直面惨淡的人生
而三人的分道扬镳并不意味着新文化运动的失败，更是意味着新文化运动全面开展，三人朝着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实践的理论不一样罢了，而除了面对分道扬镳的挫伤，他们要面临的更是具体而实际的拦路虎——要直面惨淡的人生。
他们本来想作为教育者去让人们觉醒，但是如同李大钊所说，他们只是闹钟，可以叫醒一批睡得浅的人，更多的人只有炸弹才能叫醒。作为闹钟，他们的声音的力量是不大的，重要的是坚持，持续不断地输出自己的力量，叫醒国人，更多的人醒来化为炸弹，平地一声炸，从而叫醒更多的人。而作为闹钟的悲哀，就在于坚持下去，因为坚持，他们能目睹更多刻进骨子里的冷漠麻木，这些情景不断地提醒着他们，个人的力量是多么有限，他们要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变局，稍有不慎就可能就会前功尽弃，国家不过翻个身，然后继续沉沉睡去。
所以陈独秀和李大钊知道自己的能量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建党，去集结一群有共同主张的人们，建立强大的领导核心，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力量，只有在组织中，直面惨淡人生这一现实不会显得过于强大，他们可以一起去抵抗现实铺天盖地的凉意。
而这残酷现实有另一残酷的意味，革命是一项需要投入无数精力的艰巨工作，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大业，这一残酷的现实，便意味着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早期的共产党人注定了看不到革命胜利的模样，但是他们依然愿意为这样的熹微的明日去奋斗，这便是他们作为中国革命先驱的伟大之处。
李大钊在1927年4月28日英勇就义，他最终死于张作霖的军犯统治之下，他的人生不过才走过38年的光景，但是他的人生确是光明却有希望的一生，他就像西方神话中的给人类带来光明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他给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的革命指明了道路，虽然他本人并没有看到革命成功的场景，但是你就能说他的人生是遗憾的人生吗？我觉得是决计不能苟同的。
我们的人生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无疑都是沧海一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生命都是现在进行时，不可能达到现在完成时，就便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太可能完成一项工作，因为这项工作需要一个更宏大的时间背景，我们身为个人都只能看到历史的一角而已。
但是真正伟大的人类是意识到了生命的有限性，还是将自己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解放人类的事业上去，即便有生之年看不到结果，但是依然甘之如饴，就像我看到《四千周》中写的——我们都如同为大教堂添砖加瓦的中世纪瓦匠，知道自己永远无法看到大教堂完工，尽管如此，大教堂仍然值得建造。
李大钊这一群伟大的先烈在将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爱国运动中时，便知道中国的沉疴太重，振兴中华这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定会花上好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有希望，但是他们相信他们会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于是有了那些前仆后继的英烈们，仅仅是为了这个希望。就像季羡林先生曾写下的一段文字，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我们的人生本来是需要需要意义的，而这份意义不仅仅在于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更应该有更丰满的精神生活，而这份丰满要如何才能取得，必是我们将我们的人生放在更广阔的的尺度之下，才能获得，我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人而活，而是为了整体的人类命运体而活，不在于我们能做多少，仅仅是多一份同情心和悲悯心，我们便能收获这一份绝无仅有的精神丰满。
所谓的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故事前半段是围绕新文化运动展开，主要展现的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一派与保守的辜鸿铭一派旧文化的斗争，两派你来我往，绝难分出胜负，中期，巴黎和会的举办成为故事的主要事件，在国家大义面前，新文化与旧文化罕见地站在了同一个战营，共同对抗军阀政府，坚决抗议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合约上签字。
而其中最为打动我的情节，就是陆征祥、顾维钧几人在巴黎和会上斡旋失败的场景，他们一直努力到了会议召开的前一秒，他们把草拟好的方案呈给了美国、法国、意大利，但是几国的代表却推三阻四，他们早就瓜分好了利益，又何来主持正义这一说？
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却别无他法，他们作为个人，力量太有限了，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几国代表看了方案，也许在半夜能抽出几分钟的时间给他们打个电话，但结果已经是注定了的。
剧集中，他们半夜等在电话边上，看着墙上的凯旋门，几人失声痛哭，他们作为战胜国代表出席巴黎和会，踌躇满志，想要收回失地，然后作为英雄凯旋而归。他们不想要更多的东西，他们只想要回属于中国的领土，将不平等条约踩在脚下，但是即便是作为战胜国，他们依旧没有得到所谓的尊重，凯旋门成了耻辱柱，将他们几人狠狠定在了上面。
这个场景也许有戏剧虚构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一份绝望却传达得一丝不差，百多年前的国人应该是多么的耻辱与绝望，他们满怀希望派出十余万的劳工参加一战，他们以为战争的胜利能够一挽颓势，结果所有的希望化成那一刻的绝望，而所谓的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作为弱国的代表，他们只能受欺负，只能忍气吞声，大国冠冕堂皇的所谓和平，不过是嘴上说说的好话。
也因为这一场前所未有的耻辱事件，激起了全国的五四运动，在全国激荡起一股爱国的思潮，将沉睡中的中国人民叫了起来。
联想到我们现在，台湾问题一直都还未解决，不久之前，美国的特洛西还敢访问台湾。种种挑衅也引来了我们中国方面的种种反击，头件事情就是进行军事演习。一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当然是非常复杂，其中的权衡利弊，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我们的国家再不像百年前一样羸弱，不像百年前那样，只能整晚在决定我们命运的列强门口徘徊，把希望寄托于别国之上。
我们现在拥有了强有力的国防能力，海陆空全方位的打击能力，我们已经有了在国际舞台上发声的能力，而这些全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唯有独立自主这四字能诠释这个基础。人与人之间的道理扩展到更宏观层面上的国家，也同样适用，作为人，我们唯有学会独立，才能有更好的人生，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终究是不现实的，而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无异于与虎谋皮。
虽然独立自主的路艰难了点，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在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摔跤，也曾落进历史湍急的河流中，苦苦挣扎才从泥淖中爬起来，但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如今西欧与日本等一众国家无不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究其原因，无外乎因为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曾经的马歇尔让欧洲在涉及美国的一众事件中丧失了话语权。美国对日本在二战后的援助间接导致了日本失落的“30”年，其导火线就是美国为了逆转国内的贸易逆差，强行让日元贬值（印象中是这样一个关系）。类似的事件见诸报端并不少见，其原理不外乎利益的交换，想要得到一些东西，必然要付出代价。虽然这种交换，让欧洲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元气，但是其代价只有当事人（或者说当事国）自己明白。
所以说我们只能选择走独立自主的路线，就像《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在与俄共代表维经斯见面时，维经斯想和陈独秀拥抱，但陈独秀却只愿意以握手礼相待，因为他知道中国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只能依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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