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年初,西部影谈主编张也奇对电影《村庄·音乐》的导演王丽娜进行了深入的专访,彼时,这部电影尚未在银幕上与观众相见。时隔一年半,《村庄·音乐》入围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电影中那些如花般生动的人们、流动美妙的音乐、具有精神力的村庄和充满哲学意味的诗歌在银幕上缓慢流淌,关于维吾尔族的文化史诗以最为优美的方式与观看者产生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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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音乐》入围第八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影片讲述了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小村庄里一个家族的生活,以男孩赛乃提的视角,构建了一部关于村庄音乐的心灵史。通过对大地、文化和人际关系的深刻描绘,王丽娜不仅展现了新疆独特的地域风情,还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深层次意义。而独特的黑白影像也更好地表达了生命的神秘性与复杂性:在光与影的交替中,展现出生命的悲欢离合与时间的流转。王丽娜提到,电影中的音乐与语言蕴含着深厚的人类文化和生命哲学,正如她所言:“一切都是未曾发生过,直到它被描述。”这种对文化传承的敬畏和对生命本质的思考贯穿全片,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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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王丽娜在片场

在访谈中,王丽娜深情回忆了创作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她与那些伟大的音乐人和诗人的相遇,赋予了电影更为丰富的情感底蕴。她强调,每个角色、每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与梦想,展现出了对自然、对人类精神力量的深切敬仰。因此,《村庄·音乐》不仅是一部关于音乐和成长的影片,更是一首献给生命、文化与自然的颂歌。以下是《村庄·音乐》的专访实录。

张也奇

在娄烨的《兰心大剧院》上映之后,他自己在访谈里谈到对黑白影像的使用并没有可以追求一种摄影技术意义上的完美,同样,在《村庄·音乐》中我再次看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富有个性的黑白。在大家普遍的印象里面,新疆的影像书写往往呈现为绚丽的民族服饰、鲜艳的丰饶物产等高饱和的色彩景观,电影《村庄·音乐》中大胆的舍弃了色彩表达,这对很多观众可能是一种冲击,那您为什么想到用黑白的技术去呈现呢?

王丽娜

《村庄·音乐》在拍摄之初,就和摄影老师确定了用黑白影像,虽然我们采用了四季拍摄,但是还是放弃了彩色,希望通过黑白的影像,能更好的凸显村庄的人们和音乐本体,梦境的部分选用红外和跳跳白。另外,在我心里民间音乐也像黑白一样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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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娜

前期跟摄影老师一起探讨的时候,除了黑白之外我们还应用了红外拍摄,在赛乃提的梦境里,在罗赫曼的回忆里都采用了红外拍摄。你刚提到的一个方面我特别认同,就是它超越了一些东西。人的生命本质是充满了神秘性的,红外摄影在光影里增加了这种神秘性。

有人说天堂的样子就是图书馆,我就觉得自然里天堂的样子,就是童年初始的时候。小男孩在开满永生花的田野里奔跑,那是人类童年的永生花。祖母一次次走上屋顶体验死亡,她穿越过去又抵达未来,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死亡,不要让自己的心变硬。充满了古老、朴素、大地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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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影新浪潮代表导演阿涅斯·瓦尔达

王丽娜

《第一次的离别》拍摄结束后,我再次把目光投向塔克拉玛干腹地。我一直在新疆和音乐人何力在做一些民间艺人和音乐的田野调研。每天遇见的民间艺人带给我们的所闻所听都令人兴奋不已。

我们遇到了当年维吾尔语版《红灯记》中李铁梅的扮演者吐尼莎·萨拉伊丁女士,她也是一位12木卡姆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她听说我们来自龟兹,说她年轻的时候去那里演出,一位孕妇因为太热爱音乐,不惧临产的风险前来观看演出,在现场,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后来村庄的人们一起决定给男孩取名为“Senet(艺术)”。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故事都特别兴奋,这也成为了影片的一个引子,像是来自天意,影片自然而然就围绕一个名叫艺术的男孩展开了。这个名叫艺术的男孩在脑海中持续发出的稳定的声音,才促成了这样的一部影片。

张也奇

一开始的时候您有完整的文学剧本吗?

王丽娜

《第一次的离别》做完之后我又回到新疆,正好遇到了我的另一个编剧何力,他也是一个音乐人、十多年都在研究新疆的民间音乐。我看到何力老师写了一首歌,他说:

“每一个人渺小的身躯,无不蕴藏着惊人的潜力,假如他一生吃过的麦子突然发芽,一生喝过的水突然汇聚”。

我觉得那些民歌的力量就是每一个渺小的身躯在大自然世间万物里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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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王丽娜与演奏中的民间艺人

在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有五个人离开了我,包括诗人热西丁,他写了《人是伟大的》。他的身体不是很好,我很想请他来出演。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说:

“有一天我希望我的诗歌能抵达你的电影,你的电影也能抵达我的诗歌”,

他含着泪给我们读了一首他写的诗,我们就约好了时间,为了能让他顺利出演,我们把戏改到离他家很近的地方,结果因为疫情没拍成,然后我们再要拍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遗憾的,包括我们的一个主演也是在开拍前去世。对我来讲,他们都具有精神吸引力,是一群特别棒的创作者,很遗憾我们的镜头最终没能记录下他们。所以我觉得《村庄·音乐》就是开在塔克拉玛干大地上的一朵花,也是献给这些生生不息的音乐人的一朵花。

还有一个瞬间特别动人。我和何老师一起去了喀什,那一次发生了特别大的地震,我们去拜访一个弹布尔手,他的名字都被命名为弹布尔。我们去了他家,他躺在炕上,他的手全部都是骨头没有肉,很细长,他的弹布尔就挂在墙上,我们去了之后他就很想给我们弹一曲,你第一次看到满是骨头的手在弹音乐,音乐又回归了最开始的那种稚拙和没有任何修饰的模样。在弹奏的过程中,喀什发生了7. 3级的地震,整个火车路都震断了,飞机也停飞了;那个很夯实的床不停摇晃,电也断了,但是音乐没有停,我们都沉浸在他的音乐中,真是特别奇妙的一刻。生命逝去与停留在那一刻,我觉得这是一种永恒。后来他也去世了。

这些都是我在前采的过程所经历的人和事,这一切都给予我特别深的触动,最后就有了《村庄·音乐》,它的情感其实很浓烈,是对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深切敬畏,也是对自然的敬畏,那些有着辽阔精神力量的人滋养过我,我也希望能够把那种精神上的东西传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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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娜

是,我们这次用的是杜比全景声,有一种在置身现场听民间音乐的沉浸感。

张也奇

实际上,影片当中的音乐大师跟职业演员并不一样,他们和受过科班训练的演员所表演的固定范式是有区别的。对于导演您来说,您希望演员以怎样一种方式完整地呈现自我,你如何指导演员的表演?

王丽娜

我觉得这可能需要区分不同的角色,比如影片中的赛乃提,从带着尿不湿到手拿起都塔尔演奏,剧组历时几年的拍摄也伴随着他的成长,他也被音乐滋养,慢慢地开始唱歌、跳舞,弹乐器。我也很珍视孩子天性,比如影片中比睫毛的那场戏,有种人类童年的清澈。同时,赛乃提和姐姐赛乃姆,他们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在拍摄影片的过程里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家人。

对于若一罕这样的一位的女性,需要给她讲述她所经历的一切,进入一个女性的生命,把一个家族里的人联络起来。

对于影片中的民间音乐人比如12木卡姆大师吾斯曼·艾买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成功之后,一直在不同国家进行演出,后来他的名字也直接在民众中所流传,并被冠以吾斯曼木卡姆。这是民间最高的荣誉。影片中的所有主演则是通过建构足够的情绪氛围,给他们足够的相处时间积累,让他们在自由的空间中进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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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团队

张也奇

语言是进入特定文化的通道,《村庄·音乐》跟我以往所看到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影片都很不一样,影片所描绘的灵魂和美具有一种全新的主体性和自足性,新疆是您的故乡,那您如何看待自己作为导演的身份?

王丽娜

感谢故乡的恩赐,塔克拉玛干就像一张巨大的银幕,这块儿土地上每天都有关于生活关于生命关于自然的电影在上演。我们常见的载歌载舞,沙漠、戈壁、草原等被熟知的意象只是一个表象,更深的东西是诗,是诗意。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语言也是如诗歌一般的电影台词,那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历经沧桑之后,由人性的坚韧和豁达提炼出来的。

我从小就在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库木托卡依村庄长大,在我生活的村庄常常听到“假如一个人没有同情心,即便他是太阳又有何用”,这样的民歌,也看到人在最绝望的时候骑在驴背上唱出:”人是伟大的,不要对人失望“这样的民谣。在村庄,民间艺人,对音乐的热爱,超乎我们的想象。音乐为他们建立了一座和生活紧密相连的桥梁,他们通过这座桥梁,抵达爱情,送走孤独,打败虚无,当然也倾诉内心的忧伤,洗涤自己灵魂深处的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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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也奇

您以往的电影创作中的两部作品都在描绘新疆的人和生活,那您接下来的影片是否还会继续选择拍摄您的故乡和这些可爱的人们?去坚持对“少数民族电影”的议题进行延伸,您是否觉得创作有这样的使命?

王丽娜

电影是能够跟人类进行对话的艺术,能够通过对话产生共鸣,那么我希望的就是所有的电影都能够具有更加宽广的视角,每位创作者的作品也一定会跟自身的生命体验紧密相关,《第一次的离别》是对童年的一种追溯和重返,《村庄·音乐》是在我成长和启蒙的过程中,汲取了精神感的滋养,而我的下一部电影是关于爱与希望的编年史,能够通过整个影像的方式表现一种“电影中的电影”,展现人的生命历程的奇妙性,剥去所有对于人的标签,回到人本身,来探讨婚姻、死亡和人世间,这也是一种永恒的哲学命题。

我觉得所有的创作都要跟生命体验紧密相连,具体的某个事物触动了你之后,才会有具体的感知和热忱,在创作作品中才能够保证百分百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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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在首映礼现场

张也奇

导演您的电影美学观念在形成过程中接受了哪些滋养?

王丽娜

我在故乡找到了通往诗意的电影道路。

张也奇

您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遗憾吗?

王丽娜

原本计划有一个骆驼出生小骆驼哭泣的戏,我们提前一年让20多只骆驼同时怀孕,十个月后小骆驼要出生时,摄制团队买好了机票,但是因为疫情飞机停飞,我们也被隔离,只能无奈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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