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诚的星星
何时我才能远离尘世间的一切
在永恒不变的世界中得到永生?
——《豹》
时代的变迁如同海浪,时而暗流涌动,时而波涛汹涌,作为个体的人在巨流面前是无力而又渺小的,欲奋匹夫之力,或与之颉颃,或与之同流,然而常常事与愿违,落得彷徨而又荒诞的结局。个体如此,若以共同之财产、声望或者社会网络为根基而彼此羁绊、牵扯的阶层、团体,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或许会有所更具效力的举措?譬如治水,一人之力难有回天之功,多人积累则或能阻遏,对应于社会变迁亦是如此吗?
身处于共同的身份、阶层之中的个体,如果没有明确的组织机制,那么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很松散的,面对一种新的社会浪潮,未必会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共同的选择,更多的成员出于自身的志趣、利益和期望,所选择的应对方法也不同,贵族阶层也是如此。当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位于西西里的一个贵族家族也同样受到了波动,年轻的塔克雷迪——这个年轻贵族成员决定去参与加里波第的红衫军。他的舅舅萨利纳亲王没有阻止他,因为他明白变革不可避免。当清晨花园中出现一具士兵的尸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一些东西,一些关键的东西。他对神父说:“你知道国家在发生什么吗?没什么,只不过是细微的阶级更替,中产阶级不想消灭我们,他们想取而代之,而且还慷慨地给我们一笔钱,然后一切皆回复平常。神父,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他本人敏锐地感受到了历史的涌动,而且他的感知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多少人因为自以为拥有这种能力而走向自身的毁灭!
所以,萨利纳亲王选择与这些新贵相融合,他知道塔克雷迪是家族中的野心家,他也知道小丑般的新贵——卡洛杰罗拥有着庞大的财富,所以他没有阻止甚至去促成塔克雷迪与卡洛杰罗女儿的婚礼。家族会传承下去,因为我们永远会选择融入新的力量,汇入新的江河湖海,但是荣誉呢?价值呢?新的永恒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锻造,在它从历史的神殿中打造出来以前,会有无数的动荡与折磨,萨利纳亲王望着贫瘠的乡村与街道,说道:“这一切不该持久,但还会一直继续,‘一直’就是一两百年,一两百年后也许会变......不过是变得更糟糕”。历史没有乌托邦,更不存在理性的神殿。
贵族,这个历史悠久的阶层,它的高贵来自于自身对一系列价值理念的坚持,包括对责任与荣誉的重视,他们是历史与传统的承载者,正如片中的神父所说:“你所说的贵族很难捉摸,他们所经历的那个世界,是他们用数个世纪的烦恼和喜悦创造出来的,那些你我觉得微不足道的事情对他们却至关重要。我并非说他们是坏人,完全不是,他们与众不同。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他们不会在意,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他们反而担心”。
同样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试图指出:君主制如果想要稳固且长久的延续,尊重传统与秩序是必需的信条,马基雅维利式或者说法家式的权谋狡诈反而是最应该摒弃的品质。在君主一次次的“有为”中,本应作为社会主要价值承载者与稳定器的贵族阶层逐渐沦为空有既得利益而没有任何责任与权利的空心集团。贵族,他们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的责任与对君主的制衡之中,他们的荣誉是应对君主最好的武器,一旦沦为食利阶层,德性的劣化与品质的败坏就成为必然的,他们再也无法阻止君主的集权与攫取,这是革命的根本根源。同时,“有为”也意味着破坏社会绝大多数人所尊重和信任的东西,而这就是革命的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性。一个没有中坚阶层的社会,一个无所适从、无所信赖的社会,距离革命只有一步之遥。
当民主成为潮流,革命也就成为摩登的事物,所以塔克雷迪选择加入红衫军。托克维尔却用穿透时代的眼光认识到公民的德性难以从中培育出来。君主时代,德性蕴含于贵族的骄傲之中,时值民主时代,德性该如何在公民中孕育?这是西方政治学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所有关心当下政治与社会变迁的人应该注意的。一个处于转折过程中的民主社会,一个日渐平民化的社会,如何能够从暴民(多数的暴政)统治的危险中解脱出来?豹的时代过去了,豺狼、土狼的时代来到了。民主如何能不变成一张空头支票、一个滑稽的笑话(当卡洛杰罗滑稽地宣读投票结果时,就注定了“民主”成为笑话)?托克维尔疾呼:德性要从民主的实践中,从最基本做起,比如参与法庭陪审,亲眼见证法律的实践;参与乡镇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社区等。
这是托克维尔的答案。
当萨利纳亲王跪下,虔诚地仰望苍穹时,他有过答案吗?或许有,或许没有。
我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