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晖，写於2003年
从“荆轲刺孔”到“荆轲颂秦”
曾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知识界盛行批判“传统文化”，把那时的百般不是都说成是老祖宗的罪过，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尤其罪莫大也。而一入90年代，世风与士风顿改，“弘扬传统文化”又成时髦了。笔者当时有感而发，写了一则《世说新语补？荆轲刺孔》，内云：
荆轲欲刺秦王，至秦庭，见龙威凛凛，不敢前。踌躇有顷，于阶下一展所赍孔丘像，持匕扑刺者三，且刺且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劣根深兮千斯年，知其不可兮而为之，悲剧精神兮万古传。”有报于王曰：此刺孔之歌也，与陛下焚坑之志同，于王事有益焉。王颔之。俄而轲歌愈奋，王不怿，怪其聒噪，以棒击其顶，逐之出。
轲狼狈回驿，郁郁然反思再三。有秦舞阳者至，责其激进太过：孔子伟人，岂可刺之哉？轲大感悟，遂改宗保守主义，与舞阳闭门读经，整理国故去矣。
其实现在想来，那避开了秦王却猛刺孔子的“荆轲”固然很难说有几分真正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本身的得失另当别论），为这个“伪激进”而弄假成真、以为一切都是“激进”酿错，恐怕也不是什么高明的见解。但不管怎样，这“荆轲”若果然因此转而安心尊孔读经，倒也不失为一个真诚的保守主义者。然而一些“荆轲”其实无意尊孔，他们在放弃“刺孔”之后便有更为精采的表演—这就是近来炒成了媒体大热点的“荆轲颂秦”了！
这部“荆轲颂秦”的杰作便是号称“中国第一部大片”的电影《英雄》，它刻意描写了一个荆轲为秦王的伟大所折服的故事。片中的刺客认识到为了削平列国一统天下无论怎么残暴也不为过的真理，于是国仇家恨顿时冰消，变成对陛下的狂热崇拜，直至为成全秦王的“法治”而主动受死。由于大腕执导，众星云集，片子摄制极为优良，商业炒作堪称经典，加之有关部门给予高规格待遇，果然一炮打红。但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网友中对立比较分明，叫好的多是欣赏其视觉艺术或肯定其票房效益，抨击者则几乎都是谴责其思想主题与历史观。但在有一定地位和专业知识的圈内人士中，却比较一致地叫好，且主要强调的是其艺术或市场价值。“荆轲颂秦”的主题近年来其实已不新鲜。以排场极大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为代表的一大批帝王剧讲的都是这一套。如果说80年代的“荆轲刺孔”属于伪激进，不同于荆轲刺秦之真激进。那么如今的“荆轲颂秦”可算是“伪保守”了，不同于“荆轲尊孔”之真保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伪”并无贬义，言其非“真”而已，笔者并不想证明真激进就好，伪激进就不好。但问题在于：既然其实那时并不激进，后来的大举反激进就很有些做作和可笑了。对此说什么暴秦无道的史实、暴政可恶的道理、民贵君轻的古训、民主自由的今理，都已经没有必要：我不相信当今的“英雄”真的不懂这些。
其实《英雄》的主题思想和炒作方式虽然与《雍正王朝》十分类似，却有两点截然不同：其一，不像《雍正王朝》以“历史正剧”自居，《英雄》的作者们始终都自称是武侠剧、商业片，是编故事而不是讲历史。其二，与《雍正王朝》的宣传盛称“改革皇帝”、强调主旋律色彩不同，《英雄》的宣传除了梁朝伟境外忘形的一番“宏言大义”惹来满座皆惊外，一般都刻意淡化主题思想，而自我定位为一次成功的“买卖”。《英雄》的这种姿态已经引起了若干“误会”。特别是由于一些人昨天还在盛赞“国际荆轲”格瓦拉，今天又褒奖“格瓦拉改弦颂美帝”的中国版；昨天大讲借“买卖”宣传“思想”之重要，今天又说“买卖”、“思想”可以不搭界；昨天大炒“圣人孔子”，今天又歌颂起焚书坑儒几绝孔学之脉的“圣君嬴政”。以至网上出现这样的指责：“现在‘英雄’的定义不是王伟式的撞美国飞机，而是国家被征服父母被杀害，自己能报仇而不下手，最后还乐意被仇人杀死的人。不信就去看《英雄》。”
“无脑的故事真是妙极！照《英雄》的意思，那现在就不应该推进世界多极化呀，让美国一统天下不是最好的选择吗！省得中，俄，法，德，英，意，日这些国家吵吵闹闹！可见，《英雄》是对美国一超的赞歌，美国总统小布什就是当代的秦始皇！……很多人对美国抱有幻想，实际上现在的世界真是中国战国时代的现代版！”“它宣扬屠杀人民有功，反抗统治者有罪。六国只有投降或当秦始皇菜板上的肉，才有和平。照此看来，岂不是说中国人抗日有罪，只有当亡国奴才是英雄？”
不知先作《格瓦拉》后赞“颂秦”的张广天先生对此怎么想？不过这样的批评的确有失偏激。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政教分离，同样也应当政商分离、教商分离。“思想”与“买卖”分开之说还是有道理的。“伪激进”与“伪保守”也都其来有自，与其说是人格缺陷，毋宁说是体制缺陷。当年“荆轲刺孔”的启蒙意义，自然是今天“荆轲颂秦”的“买卖”所绝对不能相比的。但正如不能以“伪激进”抹杀当年“荆轲刺孔”的文化启蒙价值一样，如今也不应以“伪保守”来抹杀《英雄》在视觉艺术与商业运作上的成就。至于这启蒙与“买卖”何以都要以“伪”来包装，以至造成不小的副作用，我们也应当谅其衷曲，宽容些罢。
当然，同样按“思想”、“艺术”与“买卖”分离的逻辑，《英雄》视觉艺术与商业上的成功也不能掩饰其思想的陈腐。有人说：“中国人骂了几千年秦始皇了，怎就不许张艺谋夸两个小时？”其实如果不健忘的话人们应该记得，就在20多年前秦始皇不也是个只许夸不许骂的主么？那时有人对铺天盖地的“颂秦”主旋律看不惯，因一首“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的诗竟然遭到通缉追捕。那时全中国南北各地上下各级都奉旨成立了专以歌颂暴秦、咒骂清流为职的御用“写作班子”，那些班子的“作品”主旨与今天的《英雄》几乎完全一样。当然，两者的区别还是有的：首先，当年“颂秦”专为媚上，而似无意于媚俗。今天“颂秦”的作者则一上来就宣布自己专心媚俗而惟恐人言其媚上：“《英雄》奔的是商业路线”（王斌）；“《英雄》是一个动作片或者武侠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我的本意是打市场，没有野心在这种类型的电影里表达多么深邃的思想。”“我无意用《英雄》去表达一个多么高深的主题”（张艺谋）。为其辩护者也强调“张艺谋为什么就是‘思想型’导演？只不过手艺还好，买卖兴旺罢了。人家本是买卖，你一定说那是理想”。（张广天）当然，由于片中担纲的某明星曾坦言该片表明当代“英雄”杀人有理，人们于是对作者的谦虚有些疑问。不过评论界应当避免诛心之论，既然人家声明搞这么个玩艺就是一图名（获奖）二图利（买卖）而与信仰（思想）根本无关，别人也就不必非给他派个传教士的名分了吧。的确，能够如此表白倒也是今胜于昔之处。试想当年那些“写作班子”能够坦言他们的颂秦之作只是为名为利而与思想无关么？
于是也就有了区别之二：当年的“写作班子”成员如今已经以“颂秦”为耻。如某学者就一再否认自己与当年的“颂秦”杰作有什么联系（到底有没有，笔者不敢妄测），以至于有人说起这事他就愤然，乃至动怒而诉其诽谤之罪。今天的颂秦者倒是非常以此为荣，但都声明其荣在于世俗名利，而不在于“思想”也。可见无论如何，如今颂秦的“买卖”虽然仍旧可以火暴，颂秦的“思想”与“主题”却已不太名誉，有污清议，不好示人了。
呜呼！如今社会到底已经进步矣。
政、教、商、艺四者分离的生态基础
前云：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政教分离，同样也应当政商分离、教商分离。“思想”与“买卖”分开之说还是有道理的。其实还可以补充：这种社会也可以政艺分离、教艺分离、商艺分离。思想、艺术与票房都优异的佳作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上可以脱颖而出，而思想贫乏的商业片和既无思想又无票房的形式主义“纯艺术”片也应当有一席之地。但是，前提是这个“正常的社会”之所以正常，就在于它是一个承认创作自由与价值多元、尊重个性与人权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有发达的文艺批评。
笔者前年曾尖锐地批评了《雍正王朝》，但当时我也表示：“即使对这样的作品我要批评，然而如果说要禁止它，我也是反对的。一部片子要么是‘样板’不能批评，要么一挨批就成了‘毒草’而横遭禁止，这都是改革前才有的不正常现象。文艺批评领域应当树立这样一种启蒙立场：‘我反对你的作品，但我坚决捍卫你发表作品的权利’。“在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中，文化上的多样性往往是通过不同的‘片面性’的综合来体现的。思想史上有所谓‘片面的深刻’之说，就是这个意思。就历史剧而言，美国电影史上《巴顿将军》堪称历史片中的经典，它以一场真实的战争为背景，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战争英雄形象，但它是歌颂战争的。同时美国也有大量的‘反战’类型的作品，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巴顿’型战争片成了绝对的主导，而拒绝那些反战的影视作品，那《巴顿将军》就有军国主义之嫌了。同样，《乱世佳人》是一部站在南方立场上敌视南北战争的片子，但美国同时又有许多《汤姆叔叔的小屋》这类‘反南方’、反奴隶制的作品在流行。只有《乱世佳人》，美国人怎能深刻反省奴隶制的历史？而反映南方的作品如果只有《汤姆叔叔》这一种形象，南方人也不会真正服气的。只有这两个‘片面’相互补充才能形成真正丰富的文化生态。因此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那么我批不批评《雍正王朝》也就无所谓了。特别是这样的历史剧如果能够（其实也完全可以）确实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那就不仅在时代价值的弘扬上，而且在历史知识的普及上，以及艺术价值与娱乐享受上，都将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关键还在于要有充分的创作自由。在这样的条件下，以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道德良知、人生体验和灵感才气，具有与《雍正王朝》相反的健康价值取向、尊重基本历史真实而又饱含艺术魅力、十分‘好看’的历史剧的问世，应当指日可待。而在这之前，对《雍正王朝》这样的片子提出批评，是极为必要的。好在这样的气氛我们已经有了。”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创作自由的对立面决不是批评自由，而是创作审查。如果没有创作审查，那么批评自由不仅不妨碍、而且恰恰是促进创作自由的。如果创作审查之余又没有批评自由，那就有倒退回“样板戏”时代的危险。如果有些人实际上得益于创作审查制度，却抱怨来自民间和无权者的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反驳）形成了“政治正确”的压力妨碍了他的自由，那就显得做作了。
对于《英雄》，我也持同样的态度。在《英雄》之前有过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它的商业运作没有《英雄》那么大的成功，它获得的财政与非经济因素的支持更没有《英雄》那么大，但是从价值观和主题思想来讲，我绝对喜欢后者而不喜欢前者。不过尽管如此，如果《刺秦》成为“样板戏”而不容异议，也会产生问题，甚至在舆论一律的背景下“刺秦”成为一种恐怖主义宣传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在创作自由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开放、多元、健康的文化生态。
历史片与“戏说”片
《英雄》自我定位为商业片、武侠剧而不是“历史剧”，也是聪明之举。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观看所谓的“历史剧”往往有啼笑皆非之感。去年的《康熙王朝》比前年的《雍正王朝》还要过分。故事的编造不去说它了—为追求“可看性”那是难免的，与“故事性”无关的常识性错误就未免多得过分了。例如剧中多次出现“南京”的事。敢问清朝哪来的“南京”？明有南京，民国有南京，而有清一代只有江宁府。剧中还说清军攻台时直扑郑氏老巢“台北港”并打败了郑氏水师。仅此一说就有三重大误：从郑氏直至清末台湾建省之初首府都在今天的台南（郑氏叫承天府，清代叫台湾府）。而今之台北郑氏时还是荒野，误一也。光绪年间分台湾府为台南台北二府，始有“台北”之名，然而台北根本不靠海，何来“台北港”？误二也。清初平台海战发生在澎湖。所谓“台北港海战”其可笑无异于说“西藏海战”，误三也。此外把“大阿哥”的府邸称为“胤府”（编剧以为胤躌姓“胤”？），以及什么“皇常在”、“皇答应”之类的称呼，都叫人忍俊不禁。
然而有传媒约我写批评文章，我辞谢了。《康熙王朝》在我看来属于“戏说”之剧。虽然它的价值观也很陈腐，尤其是片头主题歌希望康熙“握紧乾坤”“再活五百年”的歌词让人莫名其妙（康熙“握紧乾坤”五百年，我们现在犹沐圣恩，那共和国难道建在火星上？）。但是这种陈腐的程度倒也没有超出一般的帝王剧、“辫子戏”，而拍得还比一般帝王剧好看。虽不算佳作，也应当以平常心待之。
而《雍正王朝》就不同了。它倒是“超越”了一般帝王剧—嫌一般帝王（甚至也包括历史上的“真雍正”）还专制得不够，没有把言官谏臣斩尽杀绝，使“天下读书人”还得以乱说乱动，作东林、海瑞式的清流之梦。它颠倒黑白地把专制制度下的腐败说成是由于舆论太宽松、“清流”、“清议”太多，公然主张依靠家奴、酷吏来消灭清流、清议。它沿袭、发扬文革式的“法家史观”，追求一种比儒家传统更坏的极端专制。它仇视儒家传统中到明清时本来已经所剩无几的“从道不从君”的清介之气，几乎是赤裸裸地提倡趋炎附势的家奴哲学（传统伦理至少表面上还是不屑于此的）。而这一切它又是以伪造“历史”来故作严肃地“证明”的。因而从澄清史实的角度予以批评就十分必要了。当时有人说：《雍》剧其实不是说史，而是论政，是“剧谏”，历史学家挑它史实上的毛病就未免迂腐了。其实，人们的批评正是冲着这种“魏阉劝帝诛东林”式的“剧谏”来的。它要只是“戏说”而已，人们倒真是不必计较了。所以，尽管《康熙王朝》编造的成分比《雍》剧还多，我并不想为此说什么。“戏说”剧严格地说不算历史剧，它作为市场导向的商业片，只是为了适应人们的娱乐需要，我们以平常心待之即可。“戏说”剧本身没什么好评论的，不过如果“戏说”畸形繁荣，就成了一种不太正常的文化生态。一味回避某种实在而遁入“戏说”之中，往往是因为实在的领域只准“歪说”。这种文化生态是有问题的。套用那个句式来说：“戏说”有问题，但不是“戏说问题”。具体的某个“戏说剧”本身，是既不值得指责也不值得提倡的。但如果一段时间里荧屏上不是“戏说”就是“歪说”，恐怕就得问问怎么回事？
有人问：为什么“戏说剧”往往比“正剧”“好看”？我想这个问题应当倒过来问：为什么但凡不是“戏说”而是我们想正儿八经地弘扬某种理念的那些东西往往“不好看”？是“历史真实”本身不好看，还是我们不想让人家看？既然看不到历史真实，那么与其看那种“假大空”的八股，当然不如看那种没有知识价值至少还有消闲价值的“戏说”。第一戏说剧本身追求的就是“好看”，第二戏说剧在创作时就没有多少束缚（不光是没有“真实”的束缚，而且也没有八股的束缚），所以会出现那种现象。
“格瓦拉改弦颂美帝”：既非“历史”，亦非“戏说”
前年我批评《雍正王朝》的文章发表后，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总是喜欢用“历史真实”的大棒敲打文学艺术家。其实我从来主张历史学对文学艺术应持开明的态度。历史学与文学是两个领域，各有其不同的“游戏规则”与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别说根本不能算是“历史剧”的“戏说”类作品和创作性古装剧，就是所谓严肃历史剧，也不能当成“真历史”来看待和要求。因为历史文学的“严肃”与历史科学的严谨并不是一回事。严谨的史学家不能允许编造史实，而对于严肃的历史文学我们只能要求它不能篡改、歪曲已知的史实（《康》、《雍》二剧显然都没做到这一点），但必须允许它用想像与创作来“填充”故事细节，刻划人物感情与心态，而这些材料现存历史记载中是不大可能有的。
我们甚至不能以新史学的进步去要求历史文学或历史剧的同时“进步”，因为历史“科学”中的事实真伪有无乃至因果解释的对错是不能含糊（但可以存疑）的，而文学所表达的感情与审美意向可以十分复杂和模糊，但故事的叙述却不能“存疑”。因此例如在历史学中论证“清官救世”是十分陈腐的，但文学艺术领域的“清官戏”仍然有审美价值（当然，如果只有清官戏，那就又是文化生态的问题了）。美国史学界在南北战争这类问题上历来有人做翻案文章为南部诸州邦联（所谓“南方奴隶主政权”）辩护，因此便会引起主流史学的反驳。但对于像《乱世佳人》这样的“亲南方”作品，文学评论界自可臧否，史学家却大概不会有兴趣介入。
文学艺术评论的标准是思想性与艺术性。我曾经批评过一些我不能认同其思想的作品（如几部所谓的“大厂电视”），但那只是以观众身份作的文艺评论，而不是以史学家身份来辩论史实。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史学家需要站出来以历史真实驳斥那种“胡说历史”之作。这就是当作品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性很糟糕、而且它又是以所谓“历史事实”相标榜、以此作为那种价值取向的依据时，史学家出来还历史以真实就成为必要了。《雍正王朝》如果只是“戏说”历史，我不会批评它，如果它只是价值取向有问题，我不会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批评它，但它一方面鼓吹家奴哲学，仇视清议传统，其价值取向比《海瑞罢官》这类传统清官戏都要糟糕得多，一方面又打出“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历史，还制造舆论称其“真实”，历史学家就不能不说话了。
今天的《英雄》不是，也并未自称是历史片。然而，它又似乎不是《戏说乾隆》那样纯粹搞笑的娱乐片。有人说，它是一部“严肃题材的武侠片”。这就使它既不同于《雍正王朝》也不同于《戏说乾隆》。一些《英雄》同仁实际上也是这样看的，例如梁朝伟的言论其实就是以政论片自诩、而且这种政论令人想起20多年前的“颂秦”。恰恰是在这“严肃题材”上它引起了诸多争议，这时《英雄》的编导再以它只是商业片来搪塞，未免有点不负责任。
笔者认为，在创作自由与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对《戏说乾隆》式的纯粹搞笑片不必评论或者只对文化生态而不对片子本身作评论；对《雍正王朝》式的“历史政论片”既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澄清史实，更要从政论的角度评论其主题思想；而对于《英雄》这样的“武侠政论片”，评论者的历史学家角色可以淡化，但主题思想是不能回避的—否则正如某网友所言，如果有人以“不是历史”、“无关思想”、“只是买卖”为理由，炮制一部“格瓦拉改弦颂美帝”甚或“杨靖宇悔过颂皇军”的片子，又当如何？（完）
编者按：《英雄》最大的问题是宣扬专治，影片所表达的理念我是不认同的，而且歷史也告诉我们，秦二世而亡，给民眾带来的苦难远远大於福音。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被强权征服，而西方文化的底色是征服强权：古有萨拉米斯湾海战的胜利，后有二十世纪反法西斯战征的胜利，还有今天乌克兰军民的抗爭。《英雄》所表达的内容与他们的价值观相左，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别忘了有这样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今天，追求自由、平等，反对强权、专治已成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任何人，不管是谁，如果要开歷史倒车，最终都必然一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