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 Cyril Neyrat
采访者/ Marco Cipollini
受访者/ Yohei Yamakado
翻译/ 上杉禾子
校对/ Snowfossil
排版/ 蓝色大门
封面设计/ Act
原文地址：Libération Mercredi 12 Juillet 2023 P25-26
...电影的开场是一幅浩瀚无垠的海岸画卷。在静谧的画室，一位年轻女子正轻抚斑斓的颜料管，试图调配出天空的蔚蓝色。她轻倚下颌于掌心，双眸闭合并沉浸在黑暗的遐想。声音在黑暗中悄然响起，吟诵的是《水手》。那是费尔南多·佩索阿年轻时所写下的不朽的“静谧诗剧”。她的声音在夜深时于画室内回荡着，如同三位女性黑夜的密语，诉说梦境与现实的交葛。忐忑间期待黎明的曙光。“别起身。它会惊扰梦境”，在黑暗的长夜里，她引领着原本缄默的观众踏上内心的航行，探索电影作为形而上的艺术最深邃的，最迷人的经历：双眼睁开，沉浸在对可见之物的否定中，向所有可能存在的一切敞开大门。 她如同孤独的水手在荒岛一般，创造出过去不同的故乡。“我们生来便承载着现实的枷锁，只有创造与想象给予我们自由”——戈达尔曾经受卡夫卡的启发，而山角洋平在电影里将这一点发挥淋漓尽致。在第二幕中，我们看到远处正闪烁的灯塔，而近处一只塑料瓶静静地停留在码头旁，这抹去了时空的尺标。这不禁让人想起小津安二郎《浮草》中经典的开场镜头，二者几乎是异曲同工的。因为在山角洋平的《水手》里，探讨的永远是一种暂时性。如果所有事物仅是匆匆而过，那现实的经验伫足于何处呢？哦不，然而当结尾来临，波尔图的景色逐渐映入眼帘，白昼的曙光再次洒落，一切都如此耀目。此刻，另一位小津安二郎的追随者——让-克劳德·卢梭的教诲在耳边回响着：“万物都值得被钦慕。”
——西里尔·内拉特(Cyril Neyrat)
...✦ 访谈 马赛电影节 2023
Marco Cipollini（简称为M）：您的电影在黑屏中呈现的是费尔南多·佩索阿《水手》的文本朗读（这位诗人所谓的“静谧诗剧”）。也在之前的电影《爱无处不在》（Amor Omnia）(FID 2020) 中使用了这种艺术装置。它在您的艺术创作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Yohei Yamakado（简称为Y）：我始终在努力接近电影的本质。镜头、动作与情感，我每次都尽力做到最好，这次是第三次尝试，过程中充满了不断的试错与修改。每部电影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水手》诗里所言，“理想是给予我们的营养”。幸运的是，机器（摄影机和麦克风）和装置（银幕、放映机、座椅：电影院的元素）都在场，这可以说是我在实验中的倚靠。这很基本且非常重要。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不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开始创作。我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方法论可以一成不变地应用于我拍摄的每部电影。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定的风格。要是真形成了风格，我会很害怕的。恰巧我是创作者，有人（佩索阿）给了我这份剧本，我于是欣然接受。并试图像所有严肃的电影制作人一样（尽管常常是徒劳无功的），尽可能地做出最有效、最经济、最有趣和激动人心的电影选择：尽己所能或更好，如果可以的话，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这一次基于三个女性角色（她们最终融为一体）的设定，在一定的财务和技术的有限条件下，我提议制作一部好莱坞昔日所谓的小B级黑色电影。“小”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只花了1万欧元，拍摄团队只有5人，后期制作团队有2人，影片时长只有75分钟，包括电影节标志的播放时长。影片分为三部分。至于结构，我考虑了很多，比如《巴黎女人》（1923年）就是分为三部分：悲剧-喜剧-悲剧，还有《日出》（1927年），尽管《水手》中的这些环节是颠倒的。这是一部黑色电影，同样也是相对而言的，或者是绝对的，因为事情至少会是重复出现两次。比如《邮差总按两次铃》，女人两次丢了戒指。开拍的前几周我在去年法国电影资料馆举办的回顾展上又看了一遍这部电影，还有其他几部所谓的黑色电影。拉娜·特纳（Lana Turner）一身白衣，然后点缀了一些黑色，显得非常完美。另一部特别打动我的电影是《漩涡之外》（1947）。那美丽的黑色，太棒了！所有的面孔都恰到好处，因此显得与众不同。接下来是《大内幕》（1953）。“为什么不哭呢？”
...M：在佩索阿的文本中，三个女性角色相互交谈，但在电影中只有一个声音在说话。你能解释这么安排的原因吗？
Y：引用何塞·奥古斯托·塞布拉在《水手》(何塞·科尔蒂, 1988年)的序言中的话，他将其比作一首可以无限扩展的三重唱。尽管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我还是会避免回答，因为这会透露过多剧情！但我要说的是，守夜的三个女人只是表面上的人物：所有的话语都被埋藏在名字里。梅特林克的戏剧《盲人》（Aveugles）对《水手》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许还有《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从氛围，布景等等就知道了），他梦想着“将生命完全从舞台上移除”。当然，马拉美也提醒我们：“一页作品就足以唤起任何一出戏：借助读者丰富的个性，可以在他们的脑海中演绎戏剧作品，而在芭蕾舞的旋转中却不是这样。” 根据作者所述，《水手》的文本是一场悲剧，一场文字的悲剧，一场语言（与非语言相对）的悲剧：一场神话。电影《水手》并非是文本层面上的改编。它旨在打破这一神话。
...M：阅读文本也是一种重建其声音维度的方式。您是如何处理这一点的？
Y：葡萄牙人的声音是这部电影的亮点。我和女演员丽塔·森拉（Rita Senra）合作，以实现一种平实的阅读，但并非毫无感情或者刻意保持距离。于是我们大声或者低声地朗读，重复着，既是为了抹去我们的主观的想象，也是让嘴唇习惯于这样的台词。我认为结果听起来非常原始、简单且具体，也许也有些软弱无力，我甚至会说它有些乏味。那时候我想起了弗里茨·朗在美国说过的话：“我需要一个记录者的形象”。录音是另一回事。我们尽量不去破坏丽塔（Rita）美妙嗓音中固有的某种天真，她的嗓音自然明亮并且充满了魅力。在技术层面上，整个录音过程只用了一个单一的超心型麦克风（Schoeps MK41）和Avid Pro tools软件，目的是不影响嘴唇的发声。录音时的主要问题之一（现在也在后期制作的主要问题）：“iZotope不要用得太多了”，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工具。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个人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声音和嘴唇都被赋予了性感”。
...M：在朗读过程中，一扇黑白相间的门突然从黑暗中浮现。这对你来说代表什么？
Y：它出现在剧本中（“为什么没有人敲门？”）。你问到的那个镜头实际上是另一次拍摄中最后一个镜头（几年前偶然在马赛拍摄）。这个镜头没有出现在我的第一部电影《永远描绘贫民窟的诗作》（《La Lyre à jamais illustra le taudis》 ）(2018)。门可以代表很多东西。对我而言，它首先是刘别谦的象征。你提问的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爱德华·埃弗里特·霍顿的“nothing”（什么都没有），以及他在几部电影中匆匆走进走廊的脚步声。还有卡洛·朗白感人至深的台词：“战争....人们自相残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的朋友、伟大的葡萄牙人佩索阿（葡萄牙人相较于他的国家而言非常伟大），同样也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者。在他留给我们的一份诗作中所写的那样，这里也是安德烈公爵的门（我想标题应该是《残留的东西》(O que fica)）。在《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几章中，已经严重衰弱的安德烈公爵在他的卧室里看到或自以为看到的那扇门。它不令人感到愉悦。反而有种害怕甚至恐惧的感觉。其他的画面本可以出现，或者理论上出现了。比如在水手的梦境。比如银白色荧幕上电影的幻梦：或许是《佩萨克的玫瑰树》中那些非凡的人们，或是《科里内事件》中的那位绅士与他的菜肴，或是《剧本》（Le Scénario）中的那对男女与他们的朋友们，或是《时间的变形仪式》里那些优雅编排的世界身影，最后，可能是《港口女郎》（由露易丝·布鲁克斯主演），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美的海洋电影，一场令人难忘的夜晚独自的潜水。
——马可·奇波利尼（Marco Cipol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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