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曼
校對/龍舌蘭穿堂風
制圖/羅曼
「But why are we so crazy? All the independent filmmakers? They'll call our names. When we'll be forgotten. When we'll be only Poor Latin Americans. Don't forget us The Porteños,」
I.相遇、戲仿與自嘲：Una película argentina
阿根廷新電影運動（Nuevo Cine Argentino）的開山之作《披薩、啤酒與香煙》（Pizza, birra, faso，Adrián Caetano&Bruno Stagnaro，1997）上映多年後，評論界指出阿根廷國産電影已經陷入疲軟與停滞狀态，新電影曾經的猛烈勢頭與美學沖擊已經固化為一種可以被無限複刻的模式。在這種對本土電影生态反思的語境中，《Upa! Una película argentina》（Santiago Giralt、Tamae Garateguy&Camila Toker，2007）橫空出世，其以一種戲仿的方式來反思當下獨立電影的生态，并以此嘲弄近十年的電影作品。在拍攝前，《UPA!》的創作團體以 “行動小組宣言”（Manifiesto Grupo Acción）為名，于2006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公開發布了一則簡短的藝術宣言，提出了以下電影創作原則：
⁽¹⁾宣言：對創作過程和工作模式的自覺認知。
團體：共同參與思考與決策，凝聚多元觀念。
行動：以行動推動場面調度，定義創作。
Manifesto: la conciencia del proceso y de la dinámica de trabajo elegida.
Grupo: muchas cabezas pensando y tomando decisiones. Sumar.
Acción: movimiento, la palabra que pone en marcha la escena, la definición de hacer.
Buenos Aires, Abril 2006.
Buenos Aires, Abril 2006.
Por Eva Bär, Tamae Garateguy, Santiago Giralt, Camila Toker, Diego Schipani, Hildegunn Waerness, Alejandro Montiel, Federico Carol.
⁽¹⁾宣言由 Eva Bär、Tamae Garateguy、Santiago Giralt、Camila Toker、Diego Schipani、Hildegunn Waerness、Alejandro Montiel 和 Federico Carol 于 2006 年4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簽署，可在影片官網（www.upafilms.com.ar）查閱
該宣言也被視為與當時陷入陳詞濫調本土電影的決裂，并且進一步催生了評論界對該現象的批判。Guido Segal于2007年在《El Amante》電影雜志中以諷刺口吻提出了一系列自我閹割式的“想象教條”，對當下的電影生态進行了批判：
I.固定鏡頭優于運動鏡頭，因為動态會損害真正的戲劇張力。
II.毫不猶豫地使用長鏡頭段落，因為決定剪輯的不是動作，而是戲劇密度。
III.優先選擇少對話而非對話豐富的電影，因為沒有任何話語比沉默更有力量。
IV.傳統意義上的表演屬于戲劇，真正的電影依賴極簡表演或非表演。
V.如有疑問，應始終與角色及其不幸保持距離，如昆蟲學家那般冷眼旁觀。
VI.拍攝動作之間的間隙是捕捉最純粹生活的方式，人們吃飯、上廁所或睡覺的場景為真正的電影提供了必要的真實性。
VII.選擇碎片化結構，并始終突出其碎片化。
VIII.關鍵不是叙事，而是營造氛圍；關鍵不是 “發生了什麼”，而是 “如何發生”；不應拍攝一系列事件，而應呈現一個或多個角色在特定時間段内的起伏變化。
IX.導演是作品的唯一負責人，其名字應出現在字幕之前及電影所有宣傳材料中。
X.幽默被禁止，因為娛樂并非藝術的目的。
這一系列“教條”概括了阿根廷新電影運動被固化的風格模式（固定鏡頭、碎片化、少對話等），指出該運動推動的創新已陷入枯竭。《UPA! Una película argentina》用元虛構的方式，以獨立導演拍攝長片首作為背景，将當時廣泛陷入枯竭的本土創作理念進行了諷刺性的挪用。
......《Upa! Una película argentina》是《UPA!》系列的第一部作品，該作在2007年BAFICI（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獨立電影節）首映，并獲得阿根廷競賽單元最佳影片等大獎，這也成為團隊夥伴合作的起點。影片圍繞一個正在籌備中的作品的前期制作和拍攝展開，清高且專橫的導演 Fernando（Santiago Giralt飾）和事業成功而敏感的制片人Ailén（Tamae Garateguy飾）開始為拍攝做準備。“從劇本創作到尋找演員、助理和拍攝地點，影片中開始出現2000年代阿根廷國産電影的典型陳詞濫調：資金短缺和融資困難，以及理想拍攝地點（如聖米格爾宮）在最後一刻被取消（不得不改用制片人的公寓）等意外事件，無一不指向新阿根廷電影脆弱且臨時的制作條件。”随着拍攝的進行，圍繞劇組人員的情感生活出現了一系列的争執與矛盾。團隊逐漸分崩離析，處于解散的邊緣。
正如接受采訪的制片人兼剪輯師Eva Bär所說，這部電影講述的是 “如何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制作電影，犧牲所有友誼、家庭關系，隻為完成一部電影。”在前期籌備階段，Santiago Giralt飾演的導演渴望拍攝一部以陰雨城市為背景的典型氛圍電影，而一旁的制片人認為自阿根廷新電影運動以後，一切電影都充斥着矯揉造作的圖像，缺少語言、對話與連接性。
.........Carolina Soria認為《UPA！》的叙事結構與視聽技法有意與阿根廷新電影運動區分，并有效實踐了其誕生的宣言。“一方面，它與極簡叙事和碎片化人物徹底劃清界限，提供了結構完整、人物具有多重特質的叙事；另一方面，在形式手法上，其與新阿根廷電影中非現實主義傾向的固定、遠攝鏡頭（如Martín Rejtman和 Juan Villegas的電影）不同，該片的影像風格傾向于現實主義風格，其主要代表導演包括Adrián Caetano和 Bruno Stagnaro。影片通過鏡頭的持續運動和頻繁使用特寫鏡頭，增強了真實感并營造了紀實性。”影片的開場鏡頭奠定了全片的視聽風格：制片人在理發店接到導演告知好消息的電話時，手持鏡頭以連續而急促的運動框住Ailén的身影，營造出一種即興記錄的運動性，我們甚至會以為這是一部純粹的紀錄作品。這種特寫鏡頭（伴随空間碎片化）和手持鏡頭的選擇貫穿全片，成為拍攝中影片的外層（亦是宣言的實踐），而内層“進行中的拍攝”則選用固定鏡頭、精心設計的構圖與寡言段落（作為戲仿和反諷）。但《Upa! Una película argentina》的批判并非一種說教，在反諷之餘，“自嘲”也存在于其中。關于戲仿的喜劇性，Tamae Garateguy表示：“我們的想法是讓所有人都能自嘲，嘲笑我們的自命不凡。我認為電影界有太多自我。電影總是嚴肅地處理主題，而我們團隊想嘗試用幽默打破這一點”。正如影片結尾一般，兩個女演員以緻敬伯格曼《假面》的方式表演，而背景卻是整個攝制團隊伴随着Tomi Lebrero的歌曲跳舞，歌詞唱道：“為什麼我們獨立電影人如此瘋狂？
...II.時間的多棱鏡：UPA!
UPA!的故事雛形源于三人共同的初心：拍攝人生首部電影。當時他們奔走于各類創作工坊和創投會，并且頻繁相遇，試圖啟動項目卻屢屢受挫，于是最終決定聯合創作——并且以自身經曆為藍本——講述三位初出茅廬的低成本電影人的動蕩生活。“我們說服彼此，是時候行動了。我們覺得首部電影不必完美，隻要跨出第一步、打破僵局即可。帶着這種沖動，我們開始拍攝、即興創作。首先約定每人用手頭僅有的小相機，為自己的角色拍一段自拍式的影像。”《Upa! Una película argentina》的籌備與拍攝恰好處于電影數碼轉型時期，“當時阿根廷的制作體系存在天然障礙，比如我們使用數碼拍攝，而同行幾乎對此嗤之以鼻，因為人人都想拍膠片。我們隻是拿起手頭拍生日聚會的小相機，在那時，這幾乎是一種不顧面子的舉動。”托克爾解釋道。《Upa! Una película argentina》對技術媒介的态度以及粗粝的影像風格讓人聯想起Dogme95運動，它們同樣以一種民主的方式創作，并且堅守一種純粹主義（當然這并非任何對自身的設限）。《UPA!》系列的制作周期并沒有一個嚴密的規劃，其曆程是成員們在不同曆史節點相遇并互相滋養的過程。靈活的制作周期塑造了作品的最終形态——它們如同有機體——“時間”是這裡的第一主角。
“《UPA!》系列是對電影圈、國家、我們社群所處時代的寫照。它還有另一層意義：記錄這些角色随時間演變的軌迹。這是我們生活的日記，因為拍攝地點是我們的家，參演的孩子是我們自己的孩子，除了帶觀衆重返過去，還蘊含情感與懷舊元素。”《UPA!》系列其他三部作品分别在不同時間節點成為獨立電影生态的注解。在某種意義上，《UPA！》系列成為了阿根廷獨立電影發展的編年史。第一部（Una película argentina，2007）拍攝于電影數字轉型時期，電影人們優先選擇用數字攝影機拍攝，一反當時膠片拍攝的常态。本片用戲仿的形式對阿根廷新電影運動後，本土電影美學枯竭的生态進行自我指涉與反諷。第二部《Upa2! El regreso》以全新風貌回歸，第三部（Upa! An Argentine Pandemic，2021）拍攝于疫情時期，講述了疫情時期獨立電影人的生産狀态。而最新一部《啊！雅典之春！》（Upa! una primavera en Atenas，2025）則直接回應了經濟失序的當下，電影和藝術被邊緣化的境地。《UPA!》系列仿佛無數阿根廷獨立電影人的縮影，成為透視阿根廷獨立電影的多面棱鏡。
...《UPA!》系列作為阿根廷獨立電影的編年史，見證了電影數碼轉型、疫情、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下藝術邊緣化等時代變革，但正如Garateguy所說的：“我們就像‘道格瑪95運動’遇上理查德・林克萊特，”《UPA!》系列已然成為一種随風生息的時間膠囊。我們相信，宣言的真正意義在于變革與行動，而非一種自我夾持的束縛。
fin
參考文獻：
[1].Carolina Soria，La parodia en el cine argentino contemporáneo: Upa! Una película argentina[R].Revista de la Asociacion Argentina de Estudios de Cine y Audiovisual，www.asaeca.org/imagofagia，N°7-2013-ISSN 1852-9550
[2].María Fernanda Mugica，UPA!: la saga que se tomó con humor al Nuevo Cine Argentino y su última película, que inaugurará el Bafici[N].LA NACION，2025.3.31
[3].Natalia Trzenko，El Bafici exhibirá más de cien películas argentinas y entregará un premio de diez millones de pesos al mejor film nacional en competencia，[N].LA NACION，202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