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个新人香港导演还挺对我胃口的。说是“新人”，其实他早在2014年就已出道，只是创作节奏较慢，至今仅执导了四部作品。这个“新人”就是黄浩然。
继《点对点》《逆向诱拐》《缘路山旮旯》之后，2023年黄浩然带来了他的最新作品——《全个世界都有电话》。电影的片名直接取自张天赋《小心地滑》中的歌词：“全个世界都有地板。”这种本土化的语感像是关联香港人神经回路的暗语，并且恰好与黄浩然的电影风格相呼应。
黄浩然的电影具有浓厚的香港这座城市的独特气息，擅长用平淡的日常勾勒出香港的时代情绪。在他的镜头下，街头巷尾、巴士站、便利店这些最普通不过的场景，都能承载复杂的社会心理与文化记忆。他不急于构建宏大叙事，而是以体感作为叙事核心，透过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片段，道出香港人对这个时代的千言万语。
《全个世界都有电话》的故事发生在一天之内，围绕三位主角周国贤、陈湛文和韦罗莎展开。他们曾在25年前约定今年要再次相聚，然而，正是手机，让这场重逢变得充满波折。
周国贤忘记带手机出门，无法通过地图软件定位餐厅，只能在城市中四处寻找借手机的机会，不断迷失方向。陈湛文的手机遭到黑客入侵，导致隐藏在手机中的秘密曝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安全危机。韦罗莎通过手机监视丈夫的一举一动，却意外发现丈夫竟然再次在家中偷情。
然而，真正的核心并不只是“手机”本身，而是它所承载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对话。25年前，中学毕业的他们，曾用短信记录下自己对未来的期待、对彼此的看法，并将这些信息视作“时间胶囊”珍藏至今。今年的聚会，本应是揭晓这些留言的时刻。然而，现实的复杂性让这一刻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即如今的他们，是否还愿意面对自己曾经的梦想？是否仍然能够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联结？
黄浩然通过手机这一现代媒介，不仅展现了科技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更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过度依赖手机，我们是否真正保持了联结，还是反而更加疏远？电影在轻松幽默的基调之下，隐隐透露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思，使这场关于“电话”的故事，成为一场关于人与时间、人与技术、人与自我的讨论。
...既然电影的主题是手机，那就先从手机本身谈起。对于现代人来说，地图APP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如今，我们对城市空间的关注度越来越低，因为在依赖智能设备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自身与环境的真实关系。空间逐渐被“屏幕化”——它们被简化为地图上的一个坐标、一个方向，或者一个等待被分享到社交平台的“打卡点”。
影片中，黄浩然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展现了这种现象：迷失方向的周国贤，走进一家手机专卖店，以“买手机”为借口，偷偷用店里的设备搜索餐厅地址。这个场景充满讽刺意味，也精准呈现了当代都市人的方向感如何被“网络化”。在现代社会，地图应用不仅塑造了人们对空间的认知，更决定了哪些地点能够被“看见”。只有当道路被清晰地刻画在地图上，不同的地点才真正被连接起来。反之，若一个地点未被收录，它便会显得模糊而陌生，甚至仿佛根本不存在。
...这一点在电影的另一处情节中得到了强化：当周国贤终于来到记忆中的怡生工业中心，他却被告知这个地方有八座，而且它们的名字几乎一模一样。黄浩然选择这个地点，可谓精准。“怡生工业中心”这一类带有高度同质化命名的建筑，与媒介塑造的空间体验如出一辙。媒介让我们以某种“标准化”的方式体验地点，使得不同的地方越来越相似，最终让人对“地方”本身失去真实感。在当代社会，地点的同质化、多样性的减少，以及普遍的概念化，都是造成“无地点感”的重要因素。由于电子媒介让远程交流变得越来越便捷，人们不再需要真正去到某个地方才能完成工作、见面或沟通。于是，许多地方逐渐失去了独特的在地体验，而“地点”本身也变得模糊而抽象。
...但有趣的是，虽然电子媒介常被批评为导致人与地方的脱节，但移动通讯技术的出现却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新的空间，使人们得以建立全新的连接方式。在电影中，周国贤在现实中迷失了方向，但他仍然可以借助别人的电话/手机，联系上女友蔡思韵寻求帮助，蔡思韵又利用手机搭建起的人际关系网，联系到韦罗莎，询问餐厅地址。移动电话让人们同时处于两个空间：一方面，他们存在于现实的物理环境中，另一方面，他们也在通话的另一端“进入”了远程空间。这种“双重存在”赋予了用户一定的“虚拟归属感”，让他们可以随时随地与人建立联系，而不必真正身处同一个地方。
同时，这也意味着交流已经从“具体的地点”变成了一种“非地点事件”。换句话说，沟通不再依赖于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而是变成了一种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行为。因此，当我们谈论“移动性”的时候，我们也在谈论“无地点感”，一个人究竟“在哪里”变得难以界定。周国贤为了联系蔡思韵，不断借用陌生人的手机，也因此频繁更换场所，仿佛始终游离于某种不稳定的“移动状态”之中。这个过程暗示了移动通讯如何让人与地点的关系变得更加疏离：我们依赖手机来连接彼此，但同时，我们也因此越来越失去对真实空间的掌控。
...虽然智能手机的硬件和功能仍在不断升级，但如今用户最关心的不再是设备本身，而是它所能提供的内容和连接性。智能手机不仅是一种通讯工具，更是一种空间重塑的媒介，它让人们能够“心理上”同时存在于多个地点，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物理限制。
电影中韦罗莎在约定的餐厅里，远程调动家中的监控摄像头，目睹丈夫与情人的私会，同时还在笔记本上记录细节。这种监视行为揭示了一个媒介时代的重要特征，即技术降低了个体在社交活动中的“物理存在感”，让人可以不必亲自到场，就能参与甚至操控某个场景。如今，人们可以远程观看社交活动，也可以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进行“即时交流”。社交软件、视频通话、直播功能等媒介技术，让人可以随时“在场”，但这种“在场”往往是虚拟的、碎片化的，甚至可能加剧人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韦罗莎的行为并非个例，而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当媒介成为我们观看世界的窗口，我们的现实感知是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韦罗莎日复一日地观看如此场面，又如何让自己在爱情当中变得更加被动？
...手机里存储着大量个人信息，比如短信、通讯录和语音信箱。而现在，大多数智能手机用户还会用它来浏览网页、登录社交媒体，甚至开启定位功能，这些行为都会不断产生新的隐私数据。关于隐私暴露的讨论，其实早在电影《完美陌生人》等作品中就已经深入探讨过。当电话里的秘密被揭开，人们隐藏的真实自我也会浮出水面，甚至可能引发关系的崩塌。电影通过这一设定，揭示了现代社会对隐私的焦虑，将手机化身为锁着秘密的“潘多拉魔盒”。
电影中，陈湛文所在的群组有人分享情色信息，结果点进网址之后被黑客入侵，导致他无法解锁手机，甚至连修复的可能性都没有。然而，影片并没有深挖这个情节的影响，反而显得草草收尾，算是电影中相对遗憾的地方之一。毕竟，在如今这个信息泄露频发的时代，手机被黑客攻击可能带来的后果，远比电影中表现的要严重得多。
...当然，要拍手机便不能只讲手机。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背景，就是故事发生在2022年，正好是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距离“五十年不变”还剩一半。大街上的宣传标语都在不断地强化这一信息。
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中提出，记忆本质上是反思性的。他认为，“记住某件事，同时也是在记住自己”。也就是说，当我们回忆某个经历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回想当时的情境，更是在重新认识自己。当他们三人重聚，拿出早已被时代淘汰的按键手机，打开当年互相发送的短信，这个场景本身就充满着浓浓的怀旧感。
当年发送短信并不像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那般随心所欲，虽不至于犹如书信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成本，但短信的一来一回，包括话费，还是给人提供了深思熟虑的空间。观看当年发送的短信，有点比较像现在重新翻看与某人的聊天记录的心态。
......在电影中，三位主角曾在25年前互相留下了一些问题，但时过境迁，他们早已忘记当初具体问了什么。于是，他们只能通过答案去推测问题，比如：“我的志愿是什么？”“25年后我会住在哪里？”“我的梦想是什么？”这些回顾不仅让他们重新审视过去的自己，也最终引出了电影的核心台词：
“25年了，好像做了很多事，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做过。”
这句话道出了时间流逝的残酷，也映射了香港社会的现实：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许多人或许完成了成长、适应了环境，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但回过头来看，似乎又没有真正改变什么。这是成年人的无奈，也是社会变迁下个体身份的困境。
与这三位40岁左右的主角形成对比的是影片中的年轻群体。他们的故事更具讽刺意味：有的人靠骗取点数卡为生，大学毕业、有手有脚，却只能从事这些工作，似乎别无选择；有的人做黑客，专门进行敲诈勒索；还有的人在网络上进行情色诈骗，利用他人信息冒充身份，骗取钱财。
这些年轻人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无所作为”的群体，而是以另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在社会中谋生。他们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式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
...导演黄浩然在采访中提到：“这就是香港，香港是一个鼓励投机的地方。你投机，就能发达；但如果你老老实实做事，那就只能做穷人。”在一个高度资本化、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当年脚踏实地的奋斗，已经需要靠敢于投机、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才更有可能迎头赶上。25年前，主角们憧憬着未来；25年后，他们发现现实并没有给出理想的答案。而对于年轻人来说，社会已然变得更加现实，他们不再执着于理想，而是更关注如何在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
...“五十年太久了，
先想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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