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场活动由PlusOneFilms(POF)组织,在伦敦The Garden Cinema放映了黄信尧导演的短片《大佛》和长片《大佛普拉斯》,映后导演黄信尧参与了线上的Q&A环节,主持人为KCL的Chris Berry教授。以下为文字版:
Chris Berry:你之前有拍过至少十几年的纪录片,然后《大佛普拉斯》和短片《大佛》是你首次尝试虚构的电影类型拍摄,做出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黄信尧:我一直在纪录片创作里面尝试不一样的方式做创作,因为经历了十几年,于是我又再想要尝试其他的创作类型。一开始我开始尝试广告的拍摄,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要尝试剧情的拍摄,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想要从事实验片的拍摄。后来因为TW刚好有一个可以申请的补助,所以我开始创作短片。影像的创作都是我喜欢的。我觉得我不排斥任何的影像形式的创作。
Chris Berry:在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搞笑的部分,但也有很多充满愤怒的情绪,有很多黑色幽默,我想问在过去大概2012年-2017年这五年间,TW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你想要制作这样一部很充满现实主义的电影?
黄信尧: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在还没创作纪录片之前,其实参与了很多社会运动,也因为参与社会运动而开始尝试纪录片的拍摄。这电影里面的很多故事情节,对我来讲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影响着我,一直到最后我写出这个剧本。但是真正让我想要要写这个剧本的一个动机是来自于大概在2015年和16年的时候,当时的TW社会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那时候TW的政府让人民没有办法信任,然后爆发了非常多的社会事件。于是我开始兴起,想要书写一个故事来反映当时.
其实大佛这个意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很多我们相信的东西,例如我们相信法律,相信很多应该很公平正义的,可是事实却不尽人意。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想要反映的是我们实质性的东西,其实很值得我们怀疑。简单讲就是故事里面很多情节是我这一二十年来的一些社会累积,然后知道政府的社会状况,让我有起心动念写这个剧本。
Chris Berry:我们都知道这部影片中人物讲的是非国语,但是在TW的标准话是普通话和国语。你作为来自TW南部的导演,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关于语言这部分你是怎么考量的?
黄信尧: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场景就是在中国台湾南部,然后我书写的人物其实在整个中国台湾的社会状况底下,他们照理说是讲T语,于是我就设定他们是讲非国语的。第二个是因为我自己擅长的应该是说我自己的习惯。那于是我就觉得主角电影里面的人都讲非国语,我的旁白也是这样理所当然。
但是TW已经应该有几十年没有台语电影,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拍大佛短片的时候,因为是自己的钱,然后既然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做一个纯台语的片子,因为我觉得那才是符合这群人生活的样子。到了长片的时候就比较多投资人,但是因为在监制钟孟宏演的支持下,他也觉得我应该坚持原来的创作方向。
所以这个电影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当年集结了所有TW不卖座电影的特点。但是我的监制也是导师钟孟宏导演,他觉得我们就是把电影拍好,拍一部好的电影,其他的我们不要想,所以在他的支持下,我才有机会把这部电影完成。
Q:在音乐方面是如何跟林生祥先生协调并创作出很符合电影情节的这些配乐?
黄信尧:我对配乐其实非常的不在行,所以我们在剪辑的时候是我跟剪辑师还有钟孟宏导演共同讨论音乐,然后先配上参考音乐。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讨论要找谁来做配乐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中国台湾一个非常知名的歌手林生祥,他很特别的地方是他是客家歌手,我觉得他跟我的电影其实都有相同的灵魂跟气质,于是我们想要找他来做音乐。
所以我们电影做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把电影交给林生祥,电影里面有一些我们想要的音乐方向。我觉得我的电影算是比较反映社会现实。林生祥他也是一个关注社会的歌手,于是我们在沟通上其实蛮顺畅的。
Q:片中那顶假发很有存在感,它甚至有的时候看起来又很有攻击性。我想问一下是有意而为之吗?
黄信尧:在2015-2016年我在书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社群媒介已经非常的蓬勃了,然后大家喜欢在上面放上自己的照片,但是常常看不出是放上自己的照片,可是你都不晓得那到底是谁。每个人拍照都要先修图,然后修完图之后再放到网上,然后你会觉得那上面才是真实的自己。
所以顶假发其实就有点像是修图软件一样,到后来他自己都觉得是真的头发,就像修图软件一样,你每拍一张照片都要修完图,修完图才会觉得那是真的自己。制造一种形象,但那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我也是想要反映在对外的形象跟真实的自己其实是不太一样。
Q:关于长片和短片的高潮部分都是关于大佛,那么两个高潮点的考量是否一样?
黄信尧: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在大佛完成之后,应该是说故事的最高潮应该发生在它身上,所以当时在写短片的时候没有去想到长片,所以在长片的时候,在书写的时候是重新再去调整的,但是长片跟短片的想要谈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即我们在拜的到底是神还是鬼。
Q:为什么肚财的家里设计了一个UFO类型形象,我很好奇这一点他有没有你的什么特殊考量?
黄信尧:我觉得身为人类,每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家,即使像肚财这样一个单身汉,然后没有钱的人,他对自己的家也有一种想象。所以没有人会想要把自己家弄得很丑,每个人都想要不只是一个家的样子,其实是那个人住的人对自己的想象。肚财是一个拾荒人,对他而言,什么东西都可以捡,什么东西都可以移动,包含它的地方。
那对杜才来讲,他活着的时候并不是很如意,所以他会去想象他如果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或许会更开心。于是我觉得有一个太空说可以带他到他梦想的地方。所以飞碟带有一种梦想的感觉,可以带他去远方。包含飞碟里面有一些美女图样,也是肚财自己的梦想,对人生的梦想。
Q:结尾的时候它有一个景象,就是所有的房屋好像都被拆毁了,请问这是否是你回忆起了TW的地震或者说地震是否是你创作的一个锚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提到早年参加很多学生和社会运动,其实我想问其实我可以感觉影片里面似乎有一种不是很稳定的状态,我想问你想表达的是这个社会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还是那种迷茫和彷徨?
黄信尧:片尾的这些房子倒塌,是因为我们在拍摄期间遇到的一个台风,然后台风也真实的把我们的场景整个变成这样,我们当下就先把它拍了下来。我们在剪接的时候觉得这一段很适合放在片尾,象征着菜埔的生活已经面目全非。
其实它也是象征着不管是大佛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已经原本我们深信的事情似乎全部在毁灭的过程中。关于第二个问题,对我来讲,关心社会或者关心这个世界,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自己所存在的地球能够更美好。因为不管好的坏的对的错的,我居住的地方,我对我而言,我就是面对它,即使再怎么不好,它还是我住的地方,它还是养育我,然后给我养分让我成长的地方。我们都住在一个地球上,我们也离不开这个地球,所以对我而言不会有什么灵活和不稳定的。
Q:全篇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黄启文和Gucci在车里的段落,他其实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我们自己直接可以看到的,一次是我们跟着菜埔和肚财的视角又重新看了一遍这个场景,想问导演这样设计当时有什么考量?然后还有另一个场景就是注意到这个短片最后出现的是感谢中国台湾高雄市文旅局,但长片后面变成了北部和中部。导演为什么取景会从南部换到中部和北部,然后您觉得你表现的中国台湾从南到北就有什么变化吗?
黄信尧: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行车记录器跟所谓的电影影像。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影像创作的手法。然后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有很重要的元素是行车记录器,所以我们想要让观众在所谓的真实跟虚构之间,能够把他的界限更模糊。我们会常常觉得行车记录器记录下的好像是真实的,但真实的状况到底又是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在这一场比较激情的画面里面,我们安排了这样一个虚实的交换,这是一种我自己的想法。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视角,行车记录器的视角就是这么大,于是肚财跟菜埔看到的也永远是这一个行车记录器的世界。可是他们看到的世界,其实真实的世界里面有另外一个样子,于是我们拍的黄启文在车子里面真实的样子,让观众能够去彼此交叉参考。我们看一则新闻或者是看一则报道,我们就是在电视在报纸在杂志上看到的,但真实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看不到。
第二个问题是我在拍短片的时候,那时候是跟TW高雄市政府申请到经费,于是我在TW高雄市拍摄。那长片的话,因为开始有钟孟宏导演,于是我们申请比较多地方的经费。我们就跟TW政府申请的经费,但是我们在拍摄长片的时候,其实大佛的工厂在高雄。我们的制片人后来跟我们建议说觉得我们不要到处去跟市政府拿钱,我们拿到差不多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我们没有再去跟高雄市政府申请经费,因为我们觉得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拿走。
但我们我们有回到高雄拍摄短片的这尊大佛跟长片的这尊大佛是同一尊佛,然后在长片里面的佛像工厂,这尊佛的工厂就是我们当初这尊佛的制造工厂,也是我们跟他租的工厂。这部电影讲TW中南部的故事,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南部的人,所以我一直很想讲我周围发生的故事。